Get engaged with politics

選舉快到了，最近剛好讀了一些和投票行為相關的研究，相當有趣，也讓我有了一些新的想法，趁現在還記憶猶新，就來整理一下，把這些想法記錄下來。

Daniel Kahneman在"Thinking, Fast and Slow"裡，提到了一個由Princeton教授Alex Todorov進行的心理學實驗，非常漂亮的顯示了人類在進行投票行為時有多麼的「不理性」。

Todorov的實驗設計很簡單，他讓他的學生看好幾張男人的臉孔，學生看每張照片的時間都很短，有的甚至短到只有十分之一秒。看完之後，Todorov要他的學生針對看到臉孔，做出"likability"（有多討人喜歡）或是"competence"（多有能力）的評估。

有趣的是，Todorov發現即使看照片的時間如此之短（我自己是覺得要在那麼短的時間內認出那個臉孔是誰應該有困難），學生們對於哪張臉看起來比較likable，或著哪個臉看起裡比較competent，仍然有很高的共識。也就是說，我們對於哪種臉的模樣看起來必較討人喜歡、哪種則是有能力的臉應該有的樣子，很可能有一個滿普遍被接受的既有印象。

讓人驚奇的還在後頭。

Todorov給學生看的照片並不是隨機找來的陌生人。他們都是政治人物。

Todorov發現，大約在70%的選戰中，贏得勝利的候選人，都是那些被學生評為highly competent的人。

這種只讓投票者在極短時間內看過候選人照片，然後依照他們看完照片後，對候選人臉孔單一特色的主觀認定，就可以相當精準的判斷出誰會贏得選舉的研究結果，很顯然支持「投票並不是一個理智的行為」這樣的論述。這很可能代表著，一個候選人長什麼樣子，將是他是否贏得選局的決定性因素，即使很努力地打選戰、花時間制定並解釋自己的政策，提出美好且偉大的願景，都不一定能夠扭轉投票者對於候選人看起來是否有能力的第一印象。

尤有甚者，這個研究可不是只對Princeton的學生適用。類似的研究很快的在好幾個不同的歐洲國家都被重現，顯示這很可能是一個真實存在的bias，而且很可能對大部份的投票者都適用。

那這是否代表著我們的民主制度是"intrinsically flawed"？如果我們根本沒辦法理性投票，是否代表我們的投票行為根本選不出「與自己意識形態相符」、「有能力」、「能提出良好政策」或著「符合自身利益」的候選人，而只能選出「看起來很厲害」的陶瓷娃娃？

接下來的研究結果告訴我們，這個論述，既對，也錯。

Todorov在接下來的研究中發現，雖然這樣的bias普遍存在於大多數的投票者中，但這個bias是一個"predisposition"（傾向），而不是一個必然會發生，且無法被改變的決定性因素。

支持這個說法的證據主要來自於，當Todorov仔細分析不容類型的投票者之後，發現並非每個類型的投票者，受到這種bias的影響程度都是一樣的。Todorov發現，有一個類型的投票者，特別容易受到這個bias影響，他們的共通特色，是"information-poor and television-prone"。

TV-prone這個特色比較好解釋。由於這個bias的作用方式，主要是來自於候選人的臉長怎樣，會影響我們的判斷，所以多數靠電視吸收資訊的人，很可能受臉部表情與長相的影響更大。另外一部分，我自己覺得很可能是因為看電視時多數是被動接收資訊，腦子沒在動，所以也比較不容易對抗一開始直覺形成的bias。

這也多少解釋了information-poor的影響。根據Kahneman和Todorov的想法，他們認為越善用自己分析思考能力的人，越不容易受到這個bias影響。反之，越是倚賴直覺，不喜歡動腦的人，就越容易受到這個intrinsic bias左右。如果說看電視是一種被動接收資訊的方式，減少我們大腦思考和分析的活躍程度，那information-poor大概就是一個「即使我們想思考，也不知道從何下手，只好靠直覺亂投」的狀況。

這個研究又讓我想到了另一個研究的結果。我是在Michael Shermer幫Scientific America寫的專欄裡看到這個研究的。在這篇叫做Free Won't的文章裡（也有翻譯中文版喔！），Michael Shermer想要帶我們探討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does free will truly exist?"

一般來說，我們對free will的定義是"freedom of choice"，也就是說，我們能夠不受限制的做出決定。這樣的定義，隱含了我們能夠"consciously decide what we wanna do"這樣的概念。也就是說，如果free will真的存在，我們應該要對自己的選擇有決定權，能夠經過我們的意識，分析思考，或憑藉直覺，決定要選擇哪個選項。

然而，越來越多的研究卻指出，free will可能只是一個illusion，是我們心智運作方式帶來的假象。尤其是神經生物學和cognitive science上的證據，讓「free will並不存在」這個論述，逐漸成為psychologists間的共識。

其中一個相當決定性的證據，來自一位叫做Benjamin Libet的心理學家，利用EEG (electroencephalography) 所收集的data。 Libet的實驗設計很簡單，他找來一群受試者，讓他們進行「在任何你想按按鈕時，就把按鈕按下去」的任務，然後用EEG，監控受試者腦部的活化狀況。EGG的一個特色，是他的temporal resolution非常好，所以很適合用來分辨誰先活化、誰後活化這樣的問題，而這個特性，剛好適合用來研究free will是否存在。

Libet在他的研究中發現，在受試者有意識的做出要按按鈕的決定之前，受試者控制按按鈕這個動作的motor cortex，就會先活化起來。換句話說，就是在我們做出決定之前，控制你去按按鈕這個動作的腦區，就已經先啟動了。

這個證據非常有力的否定了free will的存在，因為這表示我們雖然以為我們做的每個決定是"consciously made"，但我們的腦子卻不是這樣做的，我們的腦子會先要你行動，然後你的意識才意識到你做出了決定。

接著，後續的研究甚至發現，研究者只要監控一組256個神經元的活化狀況，就可以在受試者知道自己要做決定之前，準確的預測受試者之後將要做的決定，而且這個預測的正確率高達八成。

這個證據又更進一步的說明了free will並不存在，我們可能根本沒辦法像我們以為的那樣，自由的用我們的意識做出選擇。如果把這個研究結果放到選舉投票的選擇上，結果很可能就是我們的投票選擇，也不是理性分析的結果，而是somehow由我們遺傳來的神經circuits來決定。我們以為我們是認同Conservative的價值，所以投票給Tories，但其實很可能我們根本就只是受某些古老演化出來的神經迴路所控制，來決定我們會投票給誰。

這樣聽起來，民主似乎不是一個好的制度。我們以為的理性選擇，其實一點也不理性。

不過這邊又有一個新的研究，探索了free will的另外一個面向。研究者發現，雖然我們無法consciously decide what we wanna do，但我們可以consciously decide to do otherwise，這個，就是Michael Shermer所謂的"free won't"。

和上面否定free will的研究一樣，神經生物學家Marcel Brass 和 Patrick Haggard決定要來看看free won't是否存在。於是他們借用了Libet的想法，並把實驗稍微修改一下。他們一樣讓受試者可以「在任何你想按按鈕時，就把按鈕按下去」，但他們還多加了一個選擇，就是受試者也可以在最後一刻，推翻先前的決定，決定不按按鈕。他們發現，受試者不但可以推翻先前的決定，而且這個拒絕的動作，還可以連結到一個叫做"left dorsal frontomedial cortex"的腦區。只要受試者在最後一刻決定不按按鈕，這個腦區就會活化，而且這個活化是一個"self-initiated mechanism"，也就是說，人們是可以有意識的把先前由非自由意志做出的決定推翻 (consciously decide I'm not gonna do this) 。

所以雖然我們沒辦法再一開始的時候控制自己做出什麼決定，但我們有能力有意識的去推翻這個決定，讓我們"do something else"。

這個研究的結果是不是和上面那個bias的研究很像呢？我們人類的大腦的的確確是有很多缺點，會讓我們的思考受到很多限制，導致我們的思考有很多bias，或著做出不是真正經過理性思考的決定，但我們也很幸運的演化出了足夠的能力去認知自己有這些問題，並且去修正自己的bias、補足自己大腦先天的弱點。

更重要的是，在這兩個研究裡面，我們都看到了積極參與的重要性。在bias的那個研究裡，如果我們能夠get engaged with politics，我們就不會只靠電視當作資訊的來源，會主動去尋求更多資訊，並在過程中讓自己的腦袋更為活躍，使自己最後受到bias的影響大幅變小（研究顯示poor-informed的人受bias影響的程度大約是well-inofrmed的人的三倍）。

而在後面free will那個例子裡，如果我們明白自己的選擇很可能是直覺性的，而不是理智評析的結果，我們很可能就會更小心，善用我們在最後一刻的否決權。而既然知道我們其實能夠否決原本的決定，那我們就應該更積極的get engaged with politics，讓自己得到更多資訊，逼著我們的大腦不要偷懶，要更努力的做分析判斷，讓自己更知道在"decide to do otherwise"的時候，那個otherwise應該是什麼，像是投給一個真正有提出好政見的候選人。

對了，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這個由Bill Gates和他老婆成立的基金會，每年都會捐大錢讓研究機構去做研究，致力於增進所有人的quality of life。

Gates Foundation其中一個長期關心的議題，是開發中國家的malaria問題。這個由蚊子傳染的疾病，雖然已經相當古老，但我們一直對它不夠了解。譬如說，直到最近，科學家才發現原來造成malaria的寄生蟲Plasmodium falciparum，原來會躲在骨髓裡。

雖然我們對於造成malaria的寄生蟲還不夠了解，但這些年來的科學研究也足以讓我們發展出夠多的藥物來治療它了。除了直接用藥物對付Plasmodium falciparum之外（像是最有名的 Quinine 和 Chloroquine），另外一種做法則是用殺蟲劑除蚊，或著改善衛生環境，杜絕病媒蚊滋長。

不過隨著Plasmodium falciparum和其病媒蚊的抗藥性越來越強，Plasmodium falciparum極為複雜的life cycle又讓科學家遲遲研究不出有效的疫苗對付他（Oxford就有一整組的tropical Medicine Unit在處理這個問題，但還是極難根絕malaria的傳播），加上開發中國家沒辦法快速改善的衛生環境，都讓Gates Foundation想要消滅malaria的目標，遲遲未能達成。

最近，一組在Imperial College的學者Prof Andrea Crisanti 和 Dr Nikolai Windbichler，利用malaria只會藉由母病媒蚊傳染的特點，設計並製造出了基因改造的蚊子，可以用來控制malaria的傳播。這種蚊子的後代，有超過95%都會是雄性。 更重要的是這個特色是會遺傳的，也就是說，這些蚊子的後代所生的後代（也就是他們的孫子），也有95%會是雄性。所以他們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慢慢降低雌性病媒蚊在病媒蚊族群中的比例，達到降低malaria傳播的效果（科普版的BBC報導請點這裡，比較科學版的review則可以在這裡找到）。

這個其實並不是我們第一次以這樣的方式來控制靠蚊子傳播的疾病。有一家在Oxford，從University of Oxford spin out出去，叫做Oxitec的公司，也曾經利用類似的方法，來防止Dengue fever。他們用的方法比較不一樣，雖然也是基因改造過的蚊子，不過他們的基改雄蚊在和雌蚊交配之後，對雌蚊生下的後代，並不會有性別上的影響，而是所有的後代，都活不到成熟期，因此無法繼續交配（BBC科普新聞）。

這兩種方法就我的了解，雖然都尚未完全成功，但已經提供了絞盡腦汁在設計新藥的科學家們，一條嶄新的道路，讓他們可以嘗試控制malaria。有很多科學家甚至認為，這會是未來根絕insect-borne diseases的最佳道路。

為什麼忽然講到這個研究呢？主要是有一段時間，我自己覺得那些討人厭的政府官員、該死的政客和滿嘴屁話的民意代表，真的很像是蚊子。平常不鳥他們好像也不會怎麼樣，只是三不五時就弄個法案或是搞個智障政策叮你一下，搞得你很不舒服，不過大家平時各忙各的，好像也沒什麼空理他們。最重要的是，就算你被該死的蚊子騷擾，半夜又吵又癢睡不著覺，氣得爬起來和他們大戰三百回合，你能做到的也不過就是殺死幾隻蚊子，怎麼看都不划算，所以平時也沒人會沒事和自己過不去，以誅殺全天下的蚊子為己任。

但是當某些蚊子成了病媒蚊，會傳遞malaria這樣會殺死人的疾病，就像是現在某些臺灣的狗屁政治人物變成違背民意、只執行黨意的犬儒、變成會把中國的汕液像malaria一樣傳遞進來的媒介，滅絕這些病媒蚊就變成了立刻必須進行的行動。

但我們打啊殺的，投藥了也噴了殺蟲劑，卻發現怎麼都很難幹掉這些難纏的蟲蟲。

這個時候，這兩個基改蚊子的研究，就晃入了我的腦海。到頭來，蚊子的事情，還是得由蚊子來解決。同樣的，政治上的問題，最有效的解決方法，可能也是透過政治來解決。我們一輩子都無法變成蚊子，大概也有一大票人不想，或著不屑當政治人物，但多點政治參與，可能就是根絕狗屁政治人物繼續胡作非為的方式。

而更多的政治參與，根據最前頭的科學研究顯示，也是最能避免bias，同時最能夠讓自己執行"free won't"的方式。這樣子那些除了長得不醜之外，一無事處的傢伙，就不會坐在我們的總統府或立法院，講一些聽了會像真的得到malaria一樣，吐個不停的屁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