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

因為blogger會有很多廣告留言,所以我有設留言管制。大家留言留一次就好,只要不是廣告,我都會定期去後檯把留言給撿回來。

造成麻煩還請大家多多見諒。

2014年9月12日星期五

Toxicity is a time-dependent 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

相信大多數人一定都有看到最近鬧得很大的餿水油新聞。

有趣的地方是,有些教授出來大喊一滴都不能吃,有些則說放心啦很安全。像是食品藥物管理署就表示,目前沒證據顯示餿水油混製豬油會造成人體危害,而東海大學的蘇正德教授也說:「說有毒請提出科學數字,不然就該閉嘴。」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我想一點點毒理學(toxicology)的概念,會對釐清這些雜亂的說法很有幫助。

不過在處理toxicology的概念之前,我想要先強調一下,這次的事件,不管餿水油有沒有毒,都是一件欺騙消費者的行為。油有沒有毒是一回事,消費者在沒有資訊顯示該產品是餿水油的情況下買到餿水油,這是另外一件事。這個油品不符合一般生產程序的標準,卻沒有揭露資訊,這本身就是一個完全不能被接受的事情。

有了這個認知之後,就讓我們跳進去毒不毒的戰場,稍微看一下毒理學倒底是怎麼定義一個東西有沒有毒的。

講到毒理學,最直觀的認知,就是這是研究有毒物質(poisons/toxicants)的一門學科。基本上,任何物質只要會對人體造成傷害(harmful effects),那麼我們就會把它認定為是有毒物質。

有了這個認知,就會進入到理解毒性(toxicity)的第一個障礙:那到底什麼東西是有毒的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用我以前在這個blog的文章就引用過,Paracelsus說的那句話來解釋最恰當了:"All things are poison and nothing is without poison; only the dose makes a thing not a poison”。

這句話主要是在說,任何東西,都可以是有毒物質,也都可以是沒有毒的物質。決定這東西有沒有毒,最關鍵的因素,是你吸收的量。以我們每天吃的鹽裡面含有的鈉來說,我們每天吃那麼多鹽,一輩子累積起來更多,但好像也沒怎樣,所以我們會很直觀的認為,鈉應該是沒有毒的物質。

但其實在醫學上有個疾病,叫做高血鈉症(hypernatraemia,一樣中文翻譯我不太確定,若翻錯還請指教),是一個相當嚴重的疾病,弄不好會造成病人昏迷(coma),甚至是會死人的。所以要說鈉沒有毒,其實完全是不正確的說法,只是它會產生毒性的量高到你通常不會遇到這種狀況就是了。

因為Paracelsus這句話太有名,所以基本上稍微有一點點毒理學常識的人一定都知道這句話,或至少知道這個概念,也因此很多人就以為毒不毒就是由量來決定,所以遇到這類問題只要關心量就好。像是蘇正德教授那個很好笑的推估方法,基本上就是在告訴你,因為餿水油內含有的有害物質劑量很低,所以你可以不用擔心吃了餿水油會對健康有所危害。


(蘇教授舉世無雙的推算法)



(蘇教授自己臉書上較完整的聲明,全文請見連結



蘇教授的說法,基本上就是量的問題,所以他才會質疑,到底要吃多少才會有毒。另外他還稍微沾到了一點劑量(dosage)的邊,不過這個等等我們再來處理。

所以以量這個概念來看,蘇教授說得其實沒錯,如果只說毒、說對健康有危害,但卻不提是在什麼樣的量下有危害,那麼這是一個0分的毒理學報告。

而蘇教授想要告訴你的,是根據他的估算,餿水油裡有害物質的含量,絕對沒有高到會對健康造成危害。

可是他用的,卻是一個舉世無雙的估算法。

這個估算法蠢在哪裡呢?我簡單舉一個例子:我們都知道龜殼花很毒,但如果我們把一年被龜殼花咬的臺灣人數量,乘上龜殼花每次咬人的平均吐毒量,算出一年龜殼花注到人體內的總吐毒量,然後去除以臺灣一半的人口數,搞不好也會得到平均每個人分到的龜殼花毒夜量不足以致死的結論,難道這可以用來說明龜殼花的毒液沒有危害嗎?

正確的做法,很明顯應該是算出龜殼花的毒在什麼樣的量下會致死,然後再看看龜殼花每次咬人的吐毒量是否高過這個量吧?

所以同樣的道理,當我們用研究指出,餿水油的A成份在X這個量以下完全觀察不到任何對人體有害的影響,那我們就說,我們認為只要A成份的服用量在X這個量以下,在統計上來說,對大多數人不會有健康上的危害。但你不能推估成每個人都不會吃到這個量,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今天是不是有人就是喜歡跟蘇教授一樣,沒事就上節目灌一杯油。

但是光知道量是不夠的。因為這無法幫助我們定義有害影響(harmful effects)這件事。

舉例來說,今天A物質吃10公克會造成頭痛欲裂,這是一種有害的影響(harmful effect),所以當然算是有毒性(toxicity),但這個毒性比起吃了10公克就會死人的B物質,顯然就沒有那麼嚴重。但如果光講有毒,10公克的量吃下去,兩者都產生了有害的影響(harmful effects),所以都有毒性(toxicity),可是明明嚴重性就是不一樣的,如果不提這個影響是什麼,就會造成混淆。

而且這有時候是無法比較的事情,譬如說今天B物質吃10公克造成的影響是肚子痛,你就很難去比較到底在10公克這個量下,是A比較毒還是B比較毒。也有可能是A在10公克的時候會造成頭痛,B在20公克的時候才會造成頭痛,但A加到30公克,你還是頭痛,B加到30公克,卻會死人。在這樣的狀況下,你要怎麼評估A和B誰比較毒?

所以毒理學要精確的描述毒性這件事情,第二個必要的步驟,就是必須對「有害的影響」到底是什麼,作出詳細的描述。同時,由於在同一個量下,有害的影響很可能不止一種,所以我們在做描述時,必須把每一種都描述清楚。

如果放到這個輪廓下去看,就會發現毒性的意義,是在描述量與有害影響的關係,而毒理學的研究,就是在研究這樣的關係(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se and its effects on the exposed organism, wiki)。

你可以看到在上面那句英文描述裡,用了四個英文字,叫做on the exposed organism。這是因為,不同的動物對於不同的物質,在不同量下,會有不同的毒性反應。像狗對於巧克力裡的甲基黃嘌呤(methylxanthines)就很敏感,人的話至少我是沒看過有吃巧克力吃到死的例子。而我們的毒理實驗,一般又都是在實驗動物身上做的,所以報導使用的動物有其重要性,譬如對果蠅有毒,跟對猿猴有毒,意義就可能非常不一樣。

且即使在人類族群中,不同人種、性別和年齡,很可能也有不同的影響,所以做出區隔也是很重要的。

解釋完量和影響,接下來會碰到的問題就是這個量是怎麼給的,也就是上面我說蘇教授有沾到邊的劑量(dosage)問題。

這邊再舉個例子,譬如說我今天看到文獻報導,說A物質在10毫升的量下,打入體循環中,對老鼠是無害的。於是我就拿起針筒,瞄準老鼠的尾靜脈,一次把10毫升的A給打進去,卻發現老鼠死了。

結果我回去翻文獻仔細一看,原來人家雖然總共是打了10毫升,但是是以每分鐘1毫升的速率在打,我卻是一秒鐘就進去了。

這會有什麼差別?

這樣說好了,我們每天吃鹽,吃進肚子裡的鈉的「總量」,除以你體內的血液量,算算出來的濃度,一定超過會造成高血鈉症的濃度(hypernatraemia,根據wiki顯示,只要plasma sodium concentration to above 157 mEq/L,就會造成嚴重的症狀,隨便算也超過),可是我們並不會因為這樣就被鈉給毒死。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會代謝,會把多餘的鈉排泄掉,會把它拿去合成其他東西。所以我們吃鈉的「速率」,其實並不足以讓我們血液裡的鈉,達到會讓你產生高血鈉症的量。

所以更精確地說,我們還必須報導給藥的速率,看看一天吃多少,或每分鐘給多少,然後才能做成較完整的量與時間關係圖。

從這邊也可以帶出另外一個概念。

當我們在給藥的時候,譬如說每天能給老鼠最多但維持老鼠不死的劑量是100公克(就是超過100公克,老鼠就死了這樣),這是唯一可以立即發現的負面效果,低於每日100公克,老鼠在當天,並不會有任何的異狀。

可是當我們把時間拉長,發現雖然給老鼠每天90公克,老鼠不會死,當天也不會有任何症狀,但是這些每天給90公克藥物的老鼠,在連續給了一個月後,有超過70%都得到了癌症。這時候我們就知道,原來在90公克/天的狀況下,給藥給一個月,老鼠會得癌症,所以顯然A物質在90公克/天的劑量下,並不是沒有毒性的。

要描述這個事情,你會發現,我們又多了一個時間常數要考慮。所以如果我們把這些條件都考慮進去,就會得到一個比較完整的毒理學概念,那就是毒理學是在不同的時間軸上,用不同的劑量(dosing regimen),去研究量和有害反應(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的科學。

在這樣的概念下,如果用簡單的二分法去區分,我們可以依照時間軸的不同,把毒性研究分成急性(acute toxicity)和慢性(chronic toxicity)兩種。像是前面說的給老鼠一次吃超過100公克的藥,老鼠就會死,這就是屬於急性的。而每天吃九十公克的藥(dosing regimen),連續吃一個月(time),老鼠會得癌症(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這就是屬於慢性的。

【講了那麼多,對於藥理學有概念的朋友,應該會發現這和藥理學學的東西很像吧?其實毒理學就是藥理學的一個分支,只是一個是專注在"desire effects",另一個是專注在"undesire, harmful effects",所以如果你有藥理學的基礎,直接用藥物動力學(PK)和藥物效力學(PD)的概念去理解,把字首的pharmaco改成toxico,就會很容易明白了。】

這些就是最基本的毒理學概念,那麼這些概念對於了解到底餿水油毒不毒有什麼幫助呢?

這就牽涉到一些實務上的問題了。

這樣說好了,在上面的簡介中,我已經大致說明了毒理學量(quantitiative)的部分,也說明了質(qualitative)的成份,所以說當我們在描述每一個物質的毒性時,都必須說明自己講的是在什麼樣的量下,產生了什麼樣的毒性(譬如100公克,死;20公克,頭痛)。但我也說明了一種物質產生的有害影響可能不止一種,常常都是包山包海的,那你怎麼知道當你在做毒理學研究時,要把哪些項目納入實驗的測量當中呢?

這樣的問題對某些難以觀察,特別是慢性的毒性來講,是非常大的困擾。因為有些慢性的毒性症狀,譬如說癌症,或著失智、阿滋海默症等等,如果不先放進來評估,很可能在較短的時間軸下不會遇到。另外一些則是沒那麼嚴重,又不易觀察的,譬如說頭痛,如果沒有預先設計,以老鼠來說,你要怎麼知道你的老鼠正在頭痛呢?更有甚者,有些毒性對於這一代的個體是不會有影響的,他影響的是下一代(reproductive/developmental/teratogenic toxicity),這種你不特別囊括在要測量的項目中,為他去設計實驗,其實是非常容易漏掉的。

以藥物來說,我們有一些固定的規章可以跟隨。我相信食品也有,但我不是那麼了解,所以還是以藥物來舉例。下面這張取自ICH的規章,就很完整的統整了在前臨床測試期,需要囊括在內的毒性測試項目:





圖中所列的,像是S1的致癌性、S2對遺傳物質的傷害性、S5剛剛提過的對下一(幾)代的毒性等等,這些都被認為是比較嚴重的毒性,所以在新藥的臨床前測試,這些都是一定要測的項目。食品的法略規範不可能像新藥那麼嚴格,所以應該會有一些不同的規範項目,而這些規定要怎麼制定,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以藥物來說,通常決定能否上市,或著能否進入臨床試驗的最主要條件,是藥物帶來的好處是否大於壞處。像S1、S2和S5這幾項,都是被認定在任何情況下,都一定是壞處大於好處的,所以一定需要測量。但對於其他的毒性,譬如前面提到的頭痛,要不要包含入檢測的項目內,就常常是case by case的情形。

此外,還有很多其他的毒性,要不要測量的標準,主要是取決於我們從藥物的作用機轉中,能夠預測是否會有該毒性。在包山包海、什麼都測的模式太費時費工,也太花錢的情況下,這是最合理的做法。

舉例來說,今天一個治療第二型糖尿病的藥,主要的作用機轉是降低血糖,那可以預期的一個毒性,就是在劑量過高時會有低血糖的問題(hypoglycaemia),所以在設計毒理學測試的時候,就應該包含入這一項。

另外一個很好的例子是我們在做致癌性研究時,常常會用一個叫做Ames test的實驗方法,在細菌裡測試某物質的致突變性(mutagenicity)。在做Ames test的時候常常遇到的一個狀況,是我們發現A物質本來沒什麼致突變性,但在加入兔子肝臟的萃取物之後,就會變得具有高度致突變性。這是因為A物質本身雖然沒有致突變性,但他的代謝產物(metabolites)很可能有,所以加入兔子肝臟萃取液,做了代謝的動作之後,代謝物的突變性才有辦法被偵測到。

有了這樣的概念,我們就可以很輕鬆地挑出蘇教授和食藥署說法上的問題。

蘇教授的部分,除了他舉世無雙的演算法根本不合理,他描述的方式也不夠科學。比較合理的說法,是告訴消費者哪些成分的每日可可接受食用量(acceptable daily intake,API)是多少,然後告訴我們吃多少油,就可能會超過這個量。

更重要的是,蘇教授和食藥署都犯了在檢測上面,一個極大的前提謬誤。

我前面說過,很多時候我們決定哪些毒性要被含括進來,是由藥物或毒物的作用機轉去推論的。而食品在檢測有沒有含有某些特定物質時,也是用非常類似的邏輯在處理。

以這次餿水油的狀況來說,假設在用正常的原料,以正常的製成下做成的油,裡面可能會含有相對毒性高的物質A、B、C。這三個物質觀察不到不良影響的最高劑量(no observed adverse effect level,NOAEL)分別是 X、Y、Z。

所以我們在設計檢測的時候,就會檢驗A、B、C的含量,是不是在X、Y、Z以下。

然後既然我們知道A、B、C的NOAEL是X、Y、Z,就表示我們一定有往上追,知道更高的劑量下,會有哪些毒性,所以我們可以判斷這東西吃太多會怎樣。

譬如:

A吃到2X的劑量,三年後得胃癌的機會比吃不超過X劑量的人高三十倍(慢性,嚴重);

B吃到1.5Y會死掉,超過Y就會有很嚴重的各種不適感(急性,不可逆,嚴重)

然後C吃到超過Z的劑量會頭痛,但再上去除非吃到20Z以上,都沒有什麼特別的症狀(急性,可逆,輕微)

那這樣我們就知道在檢驗的時候A、B、C相對要重視的程度在哪邊。

這點非常重要,因為很多毒理學實驗,都是在實驗動物身上做的,要轉換到人身上,通常只能用估的,把動物身上的測到的NOAEL轉成可能相對應的劑量(Human Equivalent Dose ,HED),然後可能再乘上個安全係數之類的,變成人身上的NOAEL或是API。

這種方式基本上是靠經驗在猜的,所以你可以想像我們對於B會特別小心,在轉換成HED之後,可能安全係數會抓個50之類的,但C可能就會抓個10,甚至可以做小型的臨床測試稍微了解一下C在人體內的作用狀況。

但是在這次餿水油的事件裡,我們遇到的狀況是餿水油的製程和使用原料,都和本來設計的不一樣,也因此由製程和化學原理去推估出來的有害物質,可能根本不一樣。這時候你用設計來檢測A、B、C的檢驗方式測,然後說他們的量低於X、Y、Z,根本一點意義也沒有,因為很可能現在會產生的主要有毒物質,會是D、F、G,而他們的毒物動力(toxicokinetics,TK)和毒物機轉(toxicodynamics,TD)都不一樣,甚至我們不一定有足夠的毒理學證據,告訴我們他們的劑量和反應關係圖長怎樣。加上前面提到的代謝物可能也有毒的概念,事情就更加複雜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當然拿不出科學證據來,但要因此說油品就是安全的,或是沒有太大的安全疑慮,是完全不符合科學精神的說法,最好的說法,還是承認我們不知道,然後就去設計實驗做檢測。

最後我想要提醒一點:在理解毒理學或藥理學這些事情的時候,一定要記住的觀念是,他們是動態關係,而不是一刀兩斷的關係。你當然可以說A藥物在什麼量以下就是沒毒,什麼量以上就是有毒,但這樣講了跟沒講差不多。比較好的方式是心中要有一張類似這樣的圖:





用這樣的方式去理解,會更能抓到「有毒」代表著什麼意義。如果只是用有毒沒毒這樣一刀兩斷的概念在看,在過了NOAEL之後,那一大段有意義的資料,就都讀不到了,但那才是資訊最豐富的一段,所以我才會一直強調,在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中,那個response是什麼,也是不可被忽略的一環

希望這樣簡單的介紹,能夠幫助大家在未來自行判斷,專家學者說的毒不毒,到底有沒有道理。

2014年9月8日星期一

Don't circumvent the hurdle in front of you, just punch it in the face

是說出國留學很大的一個好處就是可以遇到世界各地的人,藉由和他們的交流,往往可以了解很多本來不明白的事情,激發新的想法。

譬如我之前在London待的時候,就與到很多義大利人,學到不少他們的處事風格,還有他們習慣用手勢來溝通的文化,當然髒話的比法也學了不少,相當有趣。

不過我今天想要講的主題,是日本人。

因為我現在做研究的單位裡有兩個日本PIs (Principle Investigators,研究生的指導教授,我們稱之老闆是也),然後管我們實驗室細胞房的assistant又是其中一個日本PI的老婆,加上那兩個PIs收的學生,所以我們機構裡的日本人大概有六、七個,比例上還不算太少。

不過一般來說,即使你的研究機構裡有日本人,要和他們熟也不容易。日本人總是靜靜地,很低調,異常客氣,異常努力,然後來無影去無蹤,加上口音有時候真的不是太好懂,要打入他們的圈子其實還滿困難的。但很幸運的,我因為老闆和日本PI有些合作,甚至其中一個日本PI還掛成我的co-supervisor,所以我和他們相處的機會也就多了,他們比較會邀我去吃吃喝喝開party,我也必須強迫自己趕快習慣他們的口音。

我來這個研究機構還沒多久,有天老闆忽然寫了封mail跟我說九月底有一組日本學生要來,他們會把這些日本學生分組,一組兩人,由一個我們這邊的host領著他們進行小型的group meeting,也帶他們逛逛我們這個老城鎮。老闆表示他希望我能夠當其中一組的host,因此給了我其中兩個日本學生的聯絡方式,要我跟他們聯絡,給他們一些建議、一個warm welcome。

學術交流的部分我是沒什麼問題,但要我一個初來乍到,自己對學校都沒很熟的外國人當導遊,這好像就有點困難。我和老闆反映了這個問題,老闆拍拍胸脯說免擔心,包在老娘身上,我會找個熟門熟路的當嚮導。

聊著聊著,也不知怎麼著,老闆就講起了這個交流的緣由。不過在講這個緣由之前,我想先岔開一下,說一下我進實驗室的第一天,老闆和我的對話。

那天我剛到,當然就是先跟老闆在辦公室裡聊天。我向老闆問起了研究機構這邊的”normal working hours”,因為我從之前在London待過的經驗,知道UK這邊的safty regualtions非常麻煩,往往在working hours之外的時間會有比較嚴格的管制,譬如超過晚上6點還要待在實驗室,就必須到reception登記之類的。

老闆顯然太有和Asian一起工作的經驗,馬上誤會了我的問題。他告訴我,他們這邊比較在意”get things done”,而不是你一定要哪時候來實驗室。像那個某C就是morning person,早早來,四五點就離開,然後某S就比較是afternoon person,十點、十一點才來,晚上不知道幾點走(老闆說:”...and he generally leaves at… Well, I don’t really know when he leaves, he always leaves after me” XD)。所以這是你自己要決定如何管控你的時間的問題,反正你自己知道你是DPhil,最終就是要有data,剩下的你可以自己規劃。這邊的商店也都比較早關,所以如果有事要辦,就利用上班時間過去,只要打聲招呼就好,畢竟你剛來,忽然消失我會擔心你是不是卡在哪間廁所的馬桶出不來。

老闆雖然誤解了我的問題,但也讓我了解了實驗室的生態,相當不錯,所以我也沒進一步解釋,想說反正晚點可以去reception問那個漂亮美眉。

和老闆談完之後我就待在位置上看一些給新生的handbooks,沒注意到時間飛逝,不知不覺間已經下午五點了。這時候老闆突然出現,笑著問我怎麼還在這裡,我說我在研究學生宿舍,老闆就說,那他要先走了,然後靠到我耳邊小聲的說了一段相當經典的話:”You have to remember one thing: don’t work too hard. The Japanese style doesn’t work quite well here.”

我聽了以後整個笑翻了,因為環目四顧,剩下來還在辦公室的,除了老闆口中的”afternoon people”之外,就只剩下那幾個日本人。

可能是那時候笑太用力了,老闆接下來說的那句話我也沒細想有什麼不對勁。他說:”You can go home whenever you want, don’t have to wait until your supervisor has left.”,然後就向我眨眨眼,說聲明天見,就拿著他的包包大搖大擺地離開了。

回到老闆和我講日本學生要來的緣由的那天。

老闆說,在日本,到現在他們的師生和學長(姐)學弟(妹)制還是非常嚴格(hierarchy still very rigid),聽老闆的形容,我猜大概比臺灣還要嚴重一些。學生沒有挑戰老師的空間這點可能和台灣差不多,但是學長姐也是不容挑戰的存在這點好像就比臺灣嚴重了些。我們在臺灣是會給學長姐多些repsect,通常也會聽他們的話,不過學術上好像沒有太多不能挑戰的狀況。

不太確定的事情就不說太多了,總之按照老闆的說法,日本政府這幾年發現他們這樣的hierarchy,其實對於他們學術界的productivity有很負面的影響,所以他們開始正視、並以各種政策在導正這個問題。

要改變文化大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一定會受到保守勢力的反彈,這點我們在臺灣應該已經體驗很多,於是日本政府想出了一個辦法,就是儘量讓日本的研究生能夠有機會到外國去和外國學生作交流,或著去當短期的visiting reseachers,接觸別國做研究不一樣的文化。

於是他們開始和不少學校、研究機構進行學術交流,有的以conference或symposium的形式呈現,有的則是直接送學生出來。

這樣的方式效果如何呢?至少對於那些出來的學生來說,我是覺得滿有效的。舉個例子來講,有接觸過日本人的人應該對於日本人很害怕說英文這點有很深的體會吧?去日本的時候,應該不少人都是用先說一兩句日文,或寫個漢字把禮貌又拘謹的日本人騙過來,然後再用英文blahblahblah的跟他們對話,不然他們聽到你說英文就逃了。

但對於那些跑來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唸書的日本學生來說,他們就再也躲不掉說英文了。事實上,根據我和很多國家的人聊天的經驗,包括英文本來就很好的Swedish、Italian,還有一個會說French但我一直沒搞清處她從哪來的女生,大家都有一個感想是一開始開口說英文,多少都會有一點心理障礙(it’s more about confidence, not about proficiency)。只要你能夠克服這個障礙,就會進步得很快。我在想,可能日本人這種障礙比較大一點,所以才會那麼怕講英文。

可是當你到了一個大家都說英文的環境,你就再也躲不掉了,因為會變成必備的生活技能。這就是為什麼到了外國,有時候英文會比較容易進步的原因。特別是對日本人來說,我發現他們真的是超級禮貌的民族,只要遇到有非日本人在場的場合,他們彼此就會儘量改以英文溝通,讓你也聽得懂。Italian在有注意的時候也會,但是他們大概有70%的時間不會注意到,剩下30%的時間注意到了,但講一講high起來就又忘記了。

另外一部分是他們出來的人自己的awareness。尤其是在工作場合,他們會很刻意的都用全英文溝通,即使對方的英文實在很爛也一樣。像是我們這裡有一個比我晚兩天來的visting researcher,是個medics,他說的英文我基本上都是用猜的才知道他的意思。他第一天來的時候問我:”Did you have 尖頭被”,光這個字就說了三次我才聽懂是jet lag,然後他對非日本人的accents也有理解上的困難,譬如說有一天我和他和一個英國人還有一個澳洲人在一起聊天,我忘記英國人是問了他什麼問題,總之他聽不懂,澳洲人就加入幫忙,也是徒勞,他們兩個人你眼望我眼,最後突然轉過來看著我說:”you try”。

I tried, and I failed. MISERABLY.

但即使是這樣,他的日本同胞還是很有耐心的在工作場合裡跟他用英文交談,用英文教他做實驗,結果到現在,很明顯他對於說英文和聽英文,以及三不五時會聽不懂的尷尬,已經適應了非常多。

除了自己的awareness以外,我想政府一開始就把送他們出來的purpose講得非常清楚也有關係。不止日本人自己知道,所以他們會很清楚地說他們出來就是要來學我們怎麼做研究的,他們政府也讓和他們合作的研究機構非常清楚這點,所以大家更會知道我們要按照我們的方式來,然後在可以的地方給他們一些協助,讓在這邊的日本人可以儘量朝本來就規劃好的目標前進。就像我老闆會知道這個緣由,然後告訴我這個學術交流的性質為何,讓我能夠理解該怎麼做,就是因為日本政府對他們的目的表達得非常清楚。

前面說的語言上的情形,是一種環境加上人為共同影響的結果。不過在文化上也很類似,雖然整體來說研究機構這裡的日本人還是工作時間比較長,然後他們也還是異常的客氣有禮,但你會看到他們開始懂得做調整,有些人就會稍微晚來一點,有些人則是會視情況調整,譬如前一天工作到太晚,第二天就會晚一個小時再來。

不過我覺得差異最大的,還是他們和supervisors以及colleagues的關係。你會看到他們比較願意參與討論,會和supervisors一起去吃飯,說說笑笑的瞎打屁,也會看到他們真正開始和老闆「討論科學」。

他們會開始學到你的project是自己的,你將會有一定的權力,在一定限度內,決定自己的project要往哪裡走。所以他們會開始對自己的project有意見,開始更獨立的去思考自己到底想要把自己的研究”direct”到那個方向。

這樣的改變在已經待在這裡很久的日本人,和剛來這裡的日本人之間看得最明顯。雖然這也可能是取樣上的偏差,因為有可能本來就比較崇尚自由、比較有主見的日本人,才會有辦法在英國留這麼久。但另一方面,待在這邊的日本人,還有這裡的日本PIs,也常常回去日本給talk,和日本的學生用各種方式交流。像這次要來的一個日本學生,就已經和我們這裡的其中一個日本PI見過好多次,所以很明顯他對於這邊的情況已經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如果他覺得他的個性適合到這邊發展,也就有了一個管道可以接觸到不一樣的研究文化。總而言之,不可否認的是,日本政府很積極的用各種方式鼓勵日本和英國這邊做學術交流,至少就能夠讓自己國家在研究機構的風氣上,更為多元化一點,青菜蘿蔔,各取所好,也許不能完全改變整個文化,但能讓對自己文化適應不良的人有出口,同時也注入一些新元素到自己的文化裡面,去補足自己很明顯的缺陷,在我看來,這還是相當不錯的一個策略。

我們在做研究的時候,最怕遇到兩種狀況。一種狀況是你根本看不到問題在哪裡,這樣你就無法根據問題去改良實驗設計。另一種是當你知道你遇到問題了,卻總是想著要繞開它,而不是想辦法去突破他。繞開核心問題雖然常常能夠帶來短期的進展,但你往往會發現,繞了一大圈,到了最後,你還是又站在同樣一堵高牆前面,無法突破,所以倒不如直接面對他。像是我們對付腫瘤,我們不會說因為腫瘤太大太難對付,我們就給你嗎啡,讓你不會痛就好。我們會直接面對腫瘤,如果太大,無法直接切掉,不然切一切病人光失血就失到死了,那我們會用更聰明的方法,先用化療弄它,用標靶藥物縮小它,讓它變成可以處理,之後再開刀。

我覺得日本政府的作為就很像這個對付癌症的過程,強大的社會文化和階級,不可能直接和他硬幹,不然光是保守勢力的反彈,和引發的社會衝突,很可能就會讓這個計劃失敗。但他們也沒有繞過這個問題,而是用了一個很聰明的方法對付他,藉由增加和國外的學術交流、增加學生出國的機會,培養想法上完全不一樣的人才,等到更多「洋化」的學生回國,也許就能改變這個阻礙他們學術創新的社會文化。

反觀我們在臺灣,似乎還有好多人不願意看到問題,不然就是寧可繞過問題,也不願意正視問題。譬如說我們缺乏創新研發產業,學校又沒有好好正視研究生的權力,導致一堆人花了不合理的長時間拿到博士學位,畢業之後卻找不到工作,但政府卻選擇繞過問題,改以類似22K方案的方式來給博士畢業生一些薪水,好像壓低了失業率,但其實根本沒有解決問題,最終還是得回頭面對博士生找不到可以做研發的產業的問題。

又或著我們從電視新聞上已經看到臺灣綿密的政商關係如何傷害了我們的政府效能、產業競爭力和浪費了我們的納稅錢,可以當政商關係密切的候選人出來選舉,還是有好多人不願意去看這個問題可能會帶來的傷害,不去看這些人背後的團隊成員,有多少和他是政商利益的共同體,反而在一些枝微末節的議題上,被媒體和立委們給成功模糊焦點。

民主社會裡,政府的水準,相當程度的反映出了選民的水準。我一直相信臺灣人並不是不會思考的一群人,只是我們以前接收的資訊和教育太過封閉,又被訓練得對政治不夠關心。如果我們有機會可以多看看外國政府是怎麼處理事情,還有他們的人民在監督政府上有多麼強悍,也許我們就會更知道該怎麼「對付」我們效能不彰的政府。

也許不是每個人都那麼好運,可以有機會出國唸書。不過能從我們這些出來的人身上,獲取一些資訊,也許也是一種吸收不同文化的好方法。網路已經在很多國家帶來了公民覺醒,在臺灣也已經開始萌芽,希望我們能夠讓這個幼苗,生生不絕的成長茁壯下去。

2014年7月24日星期四

Case study: a perfect manifest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in our education philosophy

每次和同學談到臺灣總是在發展中的生技產業,大家都只有搖頭興嘆,分享這個張三終於受夠離開,那個李四決定脫離苦海這類的八卦,然後互相安慰還好我們這群對生物科技還是很有愛的朋友還能夠互相鼓勵,相互漏氣求進步。

上回聚餐,這個 "recurrent topic" 自然又是被拿出來當作茶餘飯後的話題,其中一個同學說,臺灣只聞樓梯響的生技產業,造成大批生科系畢業生找無頭路的事實,讓生科系的錄取分數在這幾年直直落,從以往的當紅炸子雞,變成了不太有人想要讀的冷門科系。

這樣的慘況聽了以後自然是讓我覺得不勝唏噓。同樣身為當年在政府口號下一炮而紅的兩兆雙星成員,在電機系仍然勁紅嗆辣的時候,我們這些學生物的,已經變成臺灣就業市場的非主流了。

但我轉念一想,忽然又想到,這樣的改變,說不定也不算太糟。生物科技的求學之路既長且久,研發又是需要投入大量時間,難以擁有朝九晚五規律生活的工作,本來就不適合每個人。這世上也並非所有人都能享受設計實驗的樂趣,而連我們這些研究生自己都覺得很惱人、讓人很受挫折的「做實驗」這個過程本身,更是需要很能夠接受失敗、能夠獨立作業,且能夠忍受長時間一個人和自己相處這樣的個性,才比較有辦法做的。

既然本來就是個只適合某些特定個性的人做,而且需要很強烈的熱情來支撐的行業,那麼分數低一點,讓很多對生物科技本來就不是那麼感興趣的人,不用因應潮流,跑來讀了以後再休學重考,或著像許多我的同學那樣,都在別的學校修課,研究所立刻轉行,其實也不是什麼壞事。

更重要的是,這樣一來就可以讓生科系變得更 "accessible" ,讓那些真的對生科有興趣的人,可以更容易讀到生科系。

以前我想考生科系的時候有多痛苦啊!明明一早就知道自己以後要走這行,結果翻開錄取分數,高得跟什麼鬼一樣,還每科都要唸,真的是快氣死。高中的時候也搞不懂為什麼物理、化學和英文這麼重要,然後課本上的生物學又無聊得讀沒兩行就想睡覺,讓我高中生涯過得有夠辛苦。

現在好了,分數低了,大家就可以高中混一點(當然還是不要像我都不去學校這樣比較好啦XD),至少不用把時間花在搞懂怎麼解那些其實對於理解該學科沒有太多幫助的難題,而可以去做其他更有意義的事。反正同樣的東西,到了大學,還是要再學一次,而且可以放在對的context底下(with purpose,因為研究生物會用到),從原文書中用正確的方式去推論、理解,來搞懂這個學科。

忽然豁然開朗之後,我立刻把這個想法和我同學分享,然後馬上就被我同學打臉。

我同學說:「別傻了,在臺灣,大家還是都照分數填,現在來唸的只是考比較爛,不見得會比較有興趣。」

然後這位和母系比較有聯繫的同學更進一步說明,現在這樣的結果,只是讓教授們沒辦法給同樣強度的training,只好把標準降低。唸生科的學生還是不快樂,教的教授也還是對學生缺乏學習意願感到苦惱。

聽完以後,我真的很深刻的體會到我們對於教育的想法、建立這套教育制度背後的哲學,真的很有問題。而這個問題,非常完美的體現在我同學說的例子裡。

我們不在意幫助學生找到興趣,只用僵化的分數來分配學生「落點」的問題,已經根深蒂固到即使學生有了比較好的機會可以做選擇,他們還是會放棄自己做選擇的權力,或著即使想選擇,也沒有充足的資訊知道該從何選起。

而學校科系習慣了自己所屬的「落點」之後,好像也失去了給學生訓練上的彈性,面臨落點改變時,做的事情居然是先放寬標準,降低要求,而不是想著怎麼可以幫助這些學生,給予他們合適的訓練,好像學生進來的分數比較低,就不應給予期望一樣。我自己在唸高中的第一天就體會到這件事了,那時候我們的校長,直接在新生說明會說,反正你們不是第一志願的學生,大家就不要期望太高。

像這樣的思維邏輯,到現在還是深深地影響著我們的學習經歷,讓學校教育在臺灣,一直都不是一件讓人愉快的事情。

這也是我一直很想要帶來改變的部分。所以只要有朋友,或著以前的學校老師,想邀我去和他們的學生談談,講講生科是在唸什麼,我都很願意回去和他們分享。雖然常常遇到我講太開心,人家聽不太懂的狀況,但我還是很希望能夠儘自己的一份心力,讓國、高中生有多一些機會可以了解生科系的狀況,讓他們在選擇的時候,可以有更多資訊能夠利用。但這樣的分享,常常最後都會讓我覺得很泄氣,因為到最後,很多人還是會放棄自己選擇的權力,隨「落點」逐流。

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這個部分要怎麼解決,只能利用每個機會告訴身邊的人、告訴路過這個blog的朋友,我覺得這樣是有問題的。知道問題在哪,儘量 "raise awareness" ,很多時候就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至少,我能在跨出第一步這件事情上面,略儘綿力吧。

對了,最近看到了一個影片,是Ruth Chang在TED講的How to make hard choices(也是我同學貼給我看的),其中的一段我覺得非常精確的表達了我一直覺得學生在選擇職業或著領域時,應該要放在最優先考慮順位的事情:


"So when we face hard choices, we shouldn't beat our head against a wall trying to figure out which alternative is better. There is no best alternative. Instead of looking for reasons out there, we should be looking for reasons in here: Who am I to be?...

...What we do in hard choices is very much up to each of us."


另外Ruth Chang也對於放棄選擇權力的人有著很好的詮釋:


"...people who don't exercise their normative powers in hard choices are drifters. We all know people like that. 

...Drifters allow the world to write the story of their lives. They let mechanisms of reward and punishment -- pats on the head, fear, the easiness of an option — to determine what they do."


這兩段話非常精準的描述了我對於選擇還有生涯規劃這些事情上面的價值觀,也是我一直覺得,應該要在我們的學生腦子裡鍵入的哲學思想。

如果各位有時間,我真的很推薦大家把這個影片自己看完,了解Ruth Chang的整個推論過程,也可以順便體驗一下,她非常有趣,也非常違和,用American accent去講一堆Britons才會用的字的說話方式。




2014年7月11日星期五

Get engaged with politics

選舉快到了,最近剛好讀了一些和投票行為相關的研究,相當有趣,也讓我有了一些新的想法,趁現在還記憶猶新,就來整理一下,把這些想法記錄下來。

Daniel Kahneman在"Thinking, Fast and Slow"裡,提到了一個由Princeton教授Alex Todorov進行的心理學實驗,非常漂亮的顯示了人類在進行投票行為時有多麼的「不理性」。

Todorov的實驗設計很簡單,他讓他的學生看好幾張男人的臉孔,學生看每張照片的時間都很短,有的甚至短到只有十分之一秒。看完之後,Todorov要他的學生針對看到臉孔,做出"likability"(有多討人喜歡)或是"competence"(多有能力)的評估。

有趣的是,Todorov發現即使看照片的時間如此之短(我自己是覺得要在那麼短的時間內認出那個臉孔是誰應該有困難),學生們對於哪張臉看起來比較likable,或著哪個臉看起裡比較competent,仍然有很高的共識。也就是說,我們對於哪種臉的模樣看起來必較討人喜歡、哪種則是有能力的臉應該有的樣子,很可能有一個滿普遍被接受的既有印象。

讓人驚奇的還在後頭。

Todorov給學生看的照片並不是隨機找來的陌生人。他們都是政治人物。

Todorov發現,大約在70%的選戰中,贏得勝利的候選人,都是那些被學生評為highly competent的人。

這種只讓投票者在極短時間內看過候選人照片,然後依照他們看完照片後,對候選人臉孔單一特色的主觀認定,就可以相當精準的判斷出誰會贏得選舉的研究結果,很顯然支持「投票並不是一個理智的行為」這樣的論述。這很可能代表著,一個候選人長什麼樣子,將是他是否贏得選局的決定性因素,即使很努力地打選戰、花時間制定並解釋自己的政策,提出美好且偉大的願景,都不一定能夠扭轉投票者對於候選人看起來是否有能力的第一印象。

尤有甚者,這個研究可不是只對Princeton的學生適用。類似的研究很快的在好幾個不同的歐洲國家都被重現,顯示這很可能是一個真實存在的bias,而且很可能對大部份的投票者都適用。

那這是否代表著我們的民主制度是"intrinsically flawed"?如果我們根本沒辦法理性投票,是否代表我們的投票行為根本選不出「與自己意識形態相符」、「有能力」、「能提出良好政策」或著「符合自身利益」的候選人,而只能選出「看起來很厲害」的陶瓷娃娃?

接下來的研究結果告訴我們,這個論述,既對,也錯。

Todorov在接下來的研究中發現,雖然這樣的bias普遍存在於大多數的投票者中,但這個bias是一個"predisposition"(傾向),而不是一個必然會發生,且無法被改變的決定性因素。

支持這個說法的證據主要來自於,當Todorov仔細分析不容類型的投票者之後,發現並非每個類型的投票者,受到這種bias的影響程度都是一樣的。Todorov發現,有一個類型的投票者,特別容易受到這個bias影響,他們的共通特色,是"information-poor and television-prone"。

TV-prone這個特色比較好解釋。由於這個bias的作用方式,主要是來自於候選人的臉長怎樣,會影響我們的判斷,所以多數靠電視吸收資訊的人,很可能受臉部表情與長相的影響更大。另外一部分,我自己覺得很可能是因為看電視時多數是被動接收資訊,腦子沒在動,所以也比較不容易對抗一開始直覺形成的bias。

這也多少解釋了information-poor的影響。根據Kahneman和Todorov的想法,他們認為越善用自己分析思考能力的人,越不容易受到這個bias影響。反之,越是倚賴直覺,不喜歡動腦的人,就越容易受到這個intrinsic bias左右。如果說看電視是一種被動接收資訊的方式,減少我們大腦思考和分析的活躍程度,那information-poor大概就是一個「即使我們想思考,也不知道從何下手,只好靠直覺亂投」的狀況

這個研究又讓我想到了另一個研究的結果。我是在Michael Shermer幫Scientific America寫的專欄裡看到這個研究的。在這篇叫做Free Won't的文章裡(也有翻譯中文版喔!),Michael Shermer想要帶我們探討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does free will truly exist?"

一般來說,我們對free will的定義是"freedom of choice",也就是說,我們能夠不受限制的做出決定。這樣的定義,隱含了我們能夠"consciously decide what we wanna do"這樣的概念。也就是說,如果free will真的存在,我們應該要對自己的選擇有決定權,能夠經過我們的意識,分析思考,或憑藉直覺,決定要選擇哪個選項。

然而,越來越多的研究卻指出,free will可能只是一個illusion,是我們心智運作方式帶來的假象。尤其是神經生物學和cognitive science上的證據,讓「free will並不存在」這個論述,逐漸成為psychologists間的共識。

其中一個相當決定性的證據,來自一位叫做Benjamin Libet的心理學家,利用EEG (electroencephalography) 所收集的data。 Libet的實驗設計很簡單,他找來一群受試者,讓他們進行「在任何你想按按鈕時,就把按鈕按下去」的任務,然後用EEG,監控受試者腦部的活化狀況。EGG的一個特色,是他的temporal resolution非常好,所以很適合用來分辨誰先活化、誰後活化這樣的問題,而這個特性,剛好適合用來研究free will是否存在。

Libet在他的研究中發現,在受試者有意識的做出要按按鈕的決定之前,受試者控制按按鈕這個動作的motor cortex,就會先活化起來。換句話說,就是在我們做出決定之前,控制你去按按鈕這個動作的腦區,就已經先啟動了。

這個證據非常有力的否定了free will的存在,因為這表示我們雖然以為我們做的每個決定是"consciously made",但我們的腦子卻不是這樣做的,我們的腦子會先要你行動,然後你的意識才意識到你做出了決定。

接著,後續的研究甚至發現,研究者只要監控一組256個神經元的活化狀況,就可以在受試者知道自己要做決定之前,準確的預測受試者之後將要做的決定,而且這個預測的正確率高達八成。

這個證據又更進一步的說明了free will並不存在,我們可能根本沒辦法像我們以為的那樣,自由的用我們的意識做出選擇。如果把這個研究結果放到選舉投票的選擇上,結果很可能就是我們的投票選擇,也不是理性分析的結果,而是somehow由我們遺傳來的神經circuits來決定。我們以為我們是認同Conservative的價值,所以投票給Tories,但其實很可能我們根本就只是受某些古老演化出來的神經迴路所控制,來決定我們會投票給誰。

這樣聽起來,民主似乎不是一個好的制度。我們以為的理性選擇,其實一點也不理性。

不過這邊又有一個新的研究,探索了free will的另外一個面向。研究者發現,雖然我們無法consciously decide what we wanna do,但我們可以consciously decide to do otherwise,這個,就是Michael Shermer所謂的"free won't"。

和上面否定free will的研究一樣,神經生物學家Marcel Brass 和 Patrick Haggard決定要來看看free won't是否存在。於是他們借用了Libet的想法,並把實驗稍微修改一下。他們一樣讓受試者可以「在任何你想按按鈕時,就把按鈕按下去」,但他們還多加了一個選擇,就是受試者也可以在最後一刻,推翻先前的決定,決定不按按鈕。他們發現,受試者不但可以推翻先前的決定,而且這個拒絕的動作,還可以連結到一個叫做"left dorsal frontomedial cortex"的腦區。只要受試者在最後一刻決定不按按鈕,這個腦區就會活化,而且這個活化是一個"self-initiated mechanism",也就是說,人們是可以有意識的把先前由非自由意志做出的決定推翻 (consciously decide I'm not gonna do this) 。

所以雖然我們沒辦法再一開始的時候控制自己做出什麼決定,但我們有能力有意識的去推翻這個決定,讓我們"do something else"。

這個研究的結果是不是和上面那個bias的研究很像呢?我們人類的大腦的的確確是有很多缺點,會讓我們的思考受到很多限制,導致我們的思考有很多bias,或著做出不是真正經過理性思考的決定,但我們也很幸運的演化出了足夠的能力去認知自己有這些問題,並且去修正自己的bias、補足自己大腦先天的弱點。

更重要的是,在這兩個研究裡面,我們都看到了積極參與的重要性。在bias的那個研究裡,如果我們能夠get engaged with politics,我們就不會只靠電視當作資訊的來源,會主動去尋求更多資訊,並在過程中讓自己的腦袋更為活躍,使自己最後受到bias的影響大幅變小(研究顯示poor-informed的人受bias影響的程度大約是well-inofrmed的人的三倍)。

而在後面free will那個例子裡,如果我們明白自己的選擇很可能是直覺性的,而不是理智評析的結果,我們很可能就會更小心,善用我們在最後一刻的否決權。而既然知道我們其實能夠否決原本的決定,那我們就應該更積極的get engaged with politics,讓自己得到更多資訊,逼著我們的大腦不要偷懶,要更努力的做分析判斷,讓自己更知道在"decide to do otherwise"的時候,那個otherwise應該是什麼,像是投給一個真正有提出好政見的候選人。

對了,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這個由Bill Gates和他老婆成立的基金會,每年都會捐大錢讓研究機構去做研究,致力於增進所有人的quality of life。

Gates Foundation其中一個長期關心的議題,是開發中國家的malaria問題。這個由蚊子傳染的疾病,雖然已經相當古老,但我們一直對它不夠了解。譬如說,直到最近,科學家才發現原來造成malaria的寄生蟲Plasmodium falciparum,原來會躲在骨髓裡

雖然我們對於造成malaria的寄生蟲還不夠了解,但這些年來的科學研究也足以讓我們發展出夠多的藥物來治療它了。除了直接用藥物對付Plasmodium falciparum之外(像是最有名的 Quinine 和 Chloroquine),另外一種做法則是用殺蟲劑除蚊,或著改善衛生環境,杜絕病媒蚊滋長。

不過隨著Plasmodium falciparum和其病媒蚊的抗藥性越來越強,Plasmodium falciparum極為複雜的life cycle又讓科學家遲遲研究不出有效的疫苗對付他(Oxford就有一整組的tropical Medicine Unit在處理這個問題,但還是極難根絕malaria的傳播),加上開發中國家沒辦法快速改善的衛生環境,都讓Gates Foundation想要消滅malaria的目標,遲遲未能達成。

最近,一組在Imperial College的學者Prof Andrea Crisanti 和 Dr Nikolai Windbichler,利用malaria只會藉由母病媒蚊傳染的特點,設計並製造出了基因改造的蚊子,可以用來控制malaria的傳播。這種蚊子的後代,有超過95%都會是雄性。 更重要的是這個特色是會遺傳的,也就是說,這些蚊子的後代所生的後代(也就是他們的孫子),也有95%會是雄性。所以他們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慢慢降低雌性病媒蚊在病媒蚊族群中的比例,達到降低malaria傳播的效果(科普版的BBC報導請點這裡,比較科學版的review則可以在這裡找到)。

這個其實並不是我們第一次以這樣的方式來控制靠蚊子傳播的疾病。有一家在Oxford,從University of Oxford spin out出去,叫做Oxitec的公司,也曾經利用類似的方法,來防止Dengue fever。他們用的方法比較不一樣,雖然也是基因改造過的蚊子,不過他們的基改雄蚊在和雌蚊交配之後,對雌蚊生下的後代,並不會有性別上的影響,而是所有的後代,都活不到成熟期,因此無法繼續交配(BBC科普新聞)。

這兩種方法就我的了解,雖然都尚未完全成功,但已經提供了絞盡腦汁在設計新藥的科學家們,一條嶄新的道路,讓他們可以嘗試控制malaria。有很多科學家甚至認為,這會是未來根絕insect-borne diseases的最佳道路。

為什麼忽然講到這個研究呢?主要是有一段時間,我自己覺得那些討人厭的政府官員、該死的政客和滿嘴屁話的民意代表,真的很像是蚊子。平常不鳥他們好像也不會怎麼樣,只是三不五時就弄個法案或是搞個智障政策叮你一下,搞得你很不舒服,不過大家平時各忙各的,好像也沒什麼空理他們。最重要的是,就算你被該死的蚊子騷擾,半夜又吵又癢睡不著覺,氣得爬起來和他們大戰三百回合,你能做到的也不過就是殺死幾隻蚊子,怎麼看都不划算,所以平時也沒人會沒事和自己過不去,以誅殺全天下的蚊子為己任。

但是當某些蚊子成了病媒蚊,會傳遞malaria這樣會殺死人的疾病,就像是現在某些臺灣的狗屁政治人物變成違背民意、只執行黨意的犬儒、變成會把中國的汕液像malaria一樣傳遞進來的媒介,滅絕這些病媒蚊就變成了立刻必須進行的行動。

但我們打啊殺的,投藥了也噴了殺蟲劑,卻發現怎麼都很難幹掉這些難纏的蟲蟲。

這個時候,這兩個基改蚊子的研究,就晃入了我的腦海。到頭來,蚊子的事情,還是得由蚊子來解決。同樣的,政治上的問題,最有效的解決方法,可能也是透過政治來解決。我們一輩子都無法變成蚊子,大概也有一大票人不想,或著不屑當政治人物,但多點政治參與,可能就是根絕狗屁政治人物繼續胡作非為的方式。

而更多的政治參與,根據最前頭的科學研究顯示,也是最能避免bias,同時最能夠讓自己執行"free won't"的方式。這樣子那些除了長得不醜之外,無事處的傢伙,就不會坐在我們的總統府或立法院,講一些聽了會像真的得到malaria一樣,吐個不停的屁話了。

2014年7月6日星期日

Letting go of your children (4) - freedom of choice, being responsible for your life, grit and respecting diversity

關於學生在secondary education應該要學到的價值,就讓我從最近那個填了五十個志願卻落榜的新聞開始說起吧。





由於我並不是完全了解現在這個填志願的制度是怎麼進行的,因此無法評論到底這個悲劇是怎麼造成的,以及到底制度不良在這個悲劇中佔了多少戲份。但我覺得光是「在沒有搞清楚規則的情況下,就按照傳統的志願序排名來填志願,結果落榜」這件事情,其實就可以為這個學生帶來非常寶貴的一課。

在傳統的教育制度底下,我們在國中(通常是國三或國三下才開始吧XD)做的事情,就是按照學校老師越來越暴躁的脾氣,開始K書,然後在考完試之後,按照PR值,稍微抓一下落點,接著就「按照學校排名填志願」。

這個過程,本身其實就是一個相當偷懶的行為。如果說唸好高中真的那麼重要,那麼我們就應該要讓自己盡可能的多接收一些資訊,然後做出對自己有利的判斷,接著,就要為自己的判斷負責。

但因為以往的填志願方式已經讓我們習慣在補習班或老師的幫助下,用一套標準作業流程,在儘量不耗費腦力的情況下,按照志願序而非高中的特色做選擇,而且只要按這個方式走,落榜的機率就微乎其微。因此,大多數學生都忘記了為自己的選擇負責的重要性。尤有甚者,因為許多家庭中家長會強力介入、主導自己小孩填志願的順序,因而更進一步剝奪了孩子學會為自己負責的機會。像上面新聞中,『因志願序扣分機制,讓她舉棋不定,最後怕兒子落榜,選填第三志願,「如果特招也沒上建中,我一輩子都虧欠他」。』的想法,就是最標準剝奪小孩學習自己做選擇並為自己的選擇負責的例子。

但如果大家靜下心來仔細想一想,這世界上大概很少有比做出informed choice,之後為自己的選擇負責更重要,也更實用的事情了吧。在小孩未來的人生中,他們只會走上分工越來越精細、越來越專業的道路,能夠給他們建議的人會越來越少,當然就更不可能有人可以替他們做決定。以我自己來說,到高中父母都還可以有一堆意見,但上了大學之後,爸媽能給的意見就少了,到了碩班,基本上都是老爸老媽聽我說,碩班唸完進入了博班,現在我根本連解釋給他們聽我在做什麼都懶,因為background實在差太多,要講到他們懂,倒不如獎學金分他們一點讓他們去大學修課。

更重要的是,這個世界上每個人都是不同的,會有不同的能力取向、不同的興趣,會對不同的事情有熱情,也都來自不同的背景,因此每個人在做決定的時候,都必須要站在自己的立場出發,才有可能做出真正最適合自己的決定。別人即使再怎麼站在你的立場替你想,都是隔鞋瘙癢,抓不到養處。更何況臺灣的情況是大部份的父母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場替小孩做決定,那就更不可能符合孩子的個人需求了。


我一向主張,人必須為了自己做的選擇負責。但對於自己不能選擇的事情,就不應該被勉強去扛那個責任。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要儘量提供多點選項讓每個人接觸,並讓每個人都能自由的做選擇,但是一旦選了,就要面對那個結果。執行別人為你做的選擇,是這世界上最愚蠢,也最容易讓人失去對生命的熱忱的事情。


這是因為,一個從來不為自己做選擇的人,除非運氣極佳,是不可能找到興趣的,特別在臺灣這個以考試為導向來教學的地方,更是如此。在這座島上,所謂「別人替你選擇」,通常的結果就是走上中華文化那套遵從階級、追尋安穩和小確幸的道路。


想想我們有多少學生是因為考試考夠高分而變成醫生、是因為考到了第一志願的分數,而去唸了臺大法律,變成律師。但這些人中有相當大一部份,其實不一定對醫學或著當律師有興趣。也許這兩個科系的高收入多多少少掩蓋了這個問題,但這樣的狀況在其他科系裡就很明顯。譬如說生科系,當年在政府兩兆雙星的口號下一炮而紅,多少生物系還刻意改名以迎合潮流,結果除了把分數衝得老高,創造出來的只有一大堆進去以後發現這個科系實在太「科學」,工作不好找,求學之路又既長且久,所以只好去轉系、去重考和畢業後轉行的學生。知道要轉換跑道的還算好,更怕是有些人,不知道要做什麼,就一路往上唸,唸到博士還是一樣的迷惘,卻又因為已經在這個領域投注太多時間而沒有勇氣離開,變得進退兩難。


類似的狀況在人文科系也很常見,矇矇懂懂照著分數填就進去了,畢業以後也還是繼續矇矇懂懂,於是就一以貫之的矇矇懂懂下去,跑去考高考,成為公務員。但這些人之中,又有多少的興趣是當公務員?或著真的是出於自己的自由意志去考公務員的?


我們都知道這樣的教育制度已經在我們的社會中造成了很多問題。和國外追求自己人生目標的價值觀相反,我們更多時候是在迎合別人的期望、追求社會文化認同的價值。而這樣的結果,就是創造出一群全身上下都嗅得出對自己人生茫然味道的學生。我以前在學校的時候,其實很受不了生科系和實驗室裡的氛圍。好多人都覺得唸得很累,可是又不知道自己到底唸這些要幹麼,這種感覺我非常懂,因為這就是我在上大學前的寫照,我知道這種爬不出泥沼的無力感,到底有多麼讓人感到痛苦。


這個就是整個教育制度沒有培養讓我們自己選擇,然後為自己的選擇負責的結果。它讓我們在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幹麼,也不知道自己想幹麼的情況下,把自己變成一個無趣,也不願意為自己的人生負責的人,更扼殺了我們社會應該蓬勃發展的多元性。


所以如果有機會,我覺得我們的教育制度,應該要有辦法讓學生自己做選擇,然後讓他們練習為自己的選擇負起責任,也為自己的人生負起責任。


我們要知道每個選擇都有其背後的機會成本,如何權衡並學會在評估之後就全力以赴,面對接踵而來的困難,並接受最後的結果可能不一定會如自己預期般的美好,絕對是一種需要學習的事情。甚至在做完選擇之後,知道該怎麼發現錯誤,並勇敢的承擔,認賠殺出,轉換跑道,也是需要學習的。這是我認為在學校應該要學到的第一個價值。

除了上述提及的論點,學會選擇並負責,還有另外一個層次的重要性。

很多人以為,人只要找到自己有熱情的事,自然而然就會破繭而出、就會突然懂得堅持到底,並對自己的人生有責任感,從此以後grit、perseverance這些東西就會自然跑出來,幫助你變成一個有好的self-control、highly disciplined的人。

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


這些東西,就像你生命中的其他事情一樣,是必須透過練習來達成的。


讓我們先認清兩個事實:


第一,如果你從來不從真正投入去做一件事情,你是不可能確定自己對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有熱情的。


第二,即使在你投入,並發現你對某件事情有熱情之後,你還是會發現在自己不斷在各個方面卡住。這個時候,你就必須靠所謂的"perseverance",來幫自己撐過這個困難的階段。但這必須要透過練習與了解來達成。你必須知道,在事情忽然順起來之前,在所有東西忽然make sense之前,你就是會經過一個會怎麼做怎麼碰壁的階段。是這樣的了解,和透過練習之後良好的perseverance,讓你能真正達成"grit"的境界,然後在一個領域走得又長又久。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貼了一個Oxford學生現身說法的影片,影片裡提到「人有很強的適應力」,所以在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承受極大課業壓力的Oxford學生,還是會找到時間和方法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其實也是一個很類似的過程。你不會自然學會,但你會在練習(或適應)之後,找到方法撐過去。


這甚至有學術上的解釋。


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Daniel Kahneman在他的大作 "Thinking, Fast and Slow"中,就有提到system 1和system 2這兩個mental processes。 System 1處理事情靠直覺,system 2則比較擅長靠分析處理事情,下面我截取wikipedia的summary,讓大家了解一下這兩個systems各自獨有的特色:



• System 1: Fast, automatic, frequent, emotional, stereotypic, subconscious



• System 2: Slow, effortful, infrequent, logical, calculating, conscious



在這邊,我想要大家注意一下system 2是 "effortful" 的這個部分。Daniel Kahneman在書中不斷提到的,是system 2是個懶傢伙,在可以省力的時候,絕對不會出來分析事情。換個角度去看,就是啟動system 2,是一件費力的事情。因此,在任何允許的情況下,我們都會讓無法被關閉的system 1先處理資訊,來保持我們一直處於mental ease的狀態。


更有趣的是,Daniel Kahneman指出研究發現,mental ease、system 1和快樂的情緒,是連結在一起的,反之,system 2和mental strain以及不愉快的情緒則是同路人。


有了這樣的背景,我們可以稍微回味一下自己以往學習的過程。


以我自己為例,我每次進入一個新的project主題,譬如說從神經退化性疾病的研究計劃,轉到自體免疫疾病,一開始就是會被一大堆不認識的專有名詞轟炸,這些專有名詞,放到不熟悉的推論context底下,造成的就是理解上的困難。這個時候就是我會感到最痛苦的時候,也是mental load最大、最容易放棄的時候。不難想像,這個時候我的system 2正在全速運轉,所以我既analytical,又critical,腦子的狀態正好。但情緒上我卻是非常非常不愉快,也就是這樣的不愉快,會導致我傾向於放棄。


現在讓我們把這個狀況放到我求學的經歷中。


我在上大學以前,完全就是一個充滿精力卻無從發洩,每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對生命完全沒有熱情的學生。我國小是我媽幫我選的,國中是我媽幫我挑的,高中填志願,是想都沒想按照老師建議排的。在這段時間裡我從來沒有為自己做選擇的機會,都是別人替我安排我的學習生涯。在那個時候,我也的確是一個對自己人生完全不負責任的人,因為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學習。


這樣的迷惘從國中累積到高中達到了最高峰。我整個高中生涯,待在學校的時間不超過1/2,在的時候,也多數是在球場上打球。如果不是我運氣很好遇到一個非常願意給學生空間的班導師,對我缺課的情形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也放任我們偽造出席記錄,我根本連拿到高中畢業證書的資格都不會有。


後來我上大學了,忽然發現自己比自己本來以為的還要喜歡科學,對生物科技的興趣也比預期中高很多(我本來以為我會去Discovery或National Geographic當野生動物攝影師或著野地學者),就決定要往R&D發展。


經過一番仔細評估之後,我決定為自己保留一點出國留學唸博班的空間,所以就下定決心要好好在這個領域下一番苦工。於是我就選定了幾個自己比較有興趣的領域,到圖書館借了相關的書,也載了幾篇paper和reivew,就開始回家苦讀起來。


接著我馬上遇到的就是上面說的情形。一開始的時候,background差英文又爛,每本課本、每篇文章,都像大唐雙龍傳裡的『長生訣』,千百年來只有徐子陵和寇仲能夠參透,偏偏我既不姓徐也不姓寇。


我油門踩到底的system 2很快就帶給我極強的不舒服感覺,於是大概有幾個月的時間,我都一直處在讀一讀這個領域碰到困難就換個領域,然後又碰到困難,於是再換領域,這樣沒什麼生產力的循環。所以在這個階段,我幾乎生科相關的領域都摸過一點,什麼免疫學、組織學、解剖學、細胞生物學、生物化學等等,全部大概都讀過前面幾章。


這個過程,說起來真的很像分生課本裡形容的,polymerase坐到DNA上要做transcription的時候會發生的事情。課本上說的是polymerase會先往前走一些,做出一小段mRNA,然後會像沒有坐好一樣跌下來(abortive initiation)。摔下來的polymerase只好重新坐回原位,再試著把mRNA從頭做起。重複好幾次這樣的過程,然後才能真正在DNA上坐穩,把完整的mRNA給transcribe出來。


比polymerase幸運的是,所有生物相關領域的前幾章,內容幾乎都非常類似。所以當我讀完細胞生物學的前兩章,受不了放棄,改去讀生物化學的前兩章時,我會對於之前讀過的內容有一些印象。也因此,在這個不斷轉換科目的過程中,其實我也逐漸的在吸收一些基礎知識。


有趣的地方在於,我很快就發現,很多jargon即使完全不知道他們的意思,只要多看幾次,熟悉了以後,讀起來的「不舒服」感覺,就會降低很多。後來我看了Kahneman的書之後才知道,原來"familiarity"也是一種讓人達到mental ease的方式。所以隨著我重複看到這些詞彙和觀念的次數增加,不止我對於這個領域的理解是往上增長的,我對這些內容的熟悉程度,也會讓我讀起這些科目來變得更順暢。


那時候我當然不知道這個道理。但我已經發現到,好像只要多看一點同樣的內容,那種「不舒服」的感覺,就會開始消失。加上一開始那種跳來跳去,不斷轉換領域的方式,實在太過沒有生產力,所以我就決定試試看咬牙硬撐一段時間,一次選定一兩本書,努力把它們讀完。


後來的故事我在這個部落格多少也說過了,我碰到的下一個難關是讀書時間無法拉長,很快專注力就渙散了。於是我用強迫自己每天比前一天多讀幾分鐘的方式,慢慢拉長時間。剛開始真的很痛苦,但久了,也就習慣了。


同樣的劇情也發生在我剛進實驗室學技術的時候、我剛開始學騎擋車的時候,還有其他好多好多時候。我後來就開始明白這套「一開始會瘋狂撞壁,但只要撐過那個不舒服的時期,自然而然就會上手」是學東西固定的模式。從此以後,遇到撞牆的時候,我都會有一種信念,認為只要我一直嘗試下去,事情就會慢慢變好、慢慢變成我想要的樣子。




stuffpoint

這樣的信念到了後來,也就慢慢變成一種不害怕面對失敗的人生態度。因為始終相信最後事情一定會像polymerase那樣步上軌道,做出完整的mRNA,所以也就慢慢的覺得失敗沒有什麼。也因為明白了失敗其實就像abortive initiation那樣,是必經的過程(不管真核或原核生物,都會經歷abortive initiation),所以就不會對他感到懼怕了。

可能也是因為我運氣比較好吧,所以這樣的信念也幾乎不曾讓我失望過。所以慢慢的,也就習慣了用這樣的模式去做事情。在這個過程中,preserverance變得越來越好,也慢慢的明白了Tim Tebow所說的:"Passion is when it's hard"到底是什麼意思。

但即使是像我這麼幸運的人,一開始的時候,也是掙扎了好久,經過了許久的練習,才慢慢越來越能夠做到所謂的"preserverance"。


但我也看過太多人,因為運氣比較差,或著其他原因,總是受挫在那個abortive initiation的過程,怎樣都突破不出來。雖然我常常鼓勵身邊的朋友,polymerase都做得到的事情,你不可能做不到,但有些人就是怎麼樣都建立不起來這樣的信念。更慘的是,學校已經算是相對來說可以容忍錯誤和失敗的環境,可以讓你不斷磨練自己的perservarance。出了社會之後,在更加competitive的環境裡,往往會造成兩種極端的結果- 要不是被逼著很快的達成preserverance,要不就是很快變成一個quitter。所以如果有機會,我也希望學校的教育方式,能讓學生有犯錯和失敗的機會,並引導他們,從中學會成為一個persistent的人。


這就是為什麼讓學生學著自己選擇,然後為自己的選擇負責如此重要的原因。前者是能夠增加學生找到自己熱情所在的機率的方式,後者則可以提供學習grit的寶貴機會。

找到熱情的重要性大家應該都很明白,但為什麼grit這麼重要呢?


除了很多名人都曾經提到它對他們成功的幫助,現在也有越來越多的研究指出"grit",是預測一個人未來成就一個極為重要的指標。讓我們先來看看下面這兩段影片(*):









在影片中,Dr. Angela Lee Duckworth把grit定義為 "sustained passion and perseverance",也就是說,除了熱情之外,你還必須有能力在讓你很不舒服的環境底下,持續的努力,持續work your ass off。她在演說中提到的關於拼字遊戲冠軍的故事,蔚為經典。


在他們的研究中,Dr. Angela Lee Duckworth發現,那些拿到冠軍的小孩,和其他參賽者的不同之處,並不是在於他們練習比較久,而是在於他們練習的方式:這些小孩不會花時間在自己已經會拼的字上,也不會去做那些已經會的測驗。他們會做的事情,是把自己不會的地方挑出來,直接攻擊自己的弱點,然後不斷練習、練習、再練習(**)。


根據Kahneman的system 2理論,你可以想像這個過程會讓這些小孩多麼不舒服。可是也就是這樣的過程,讓他們能夠讓自己最後出類拔萃,變成冠軍。


當然,這個社會不會每個人都是冠軍,就像我不論再怎麼努力,大概也不會得諾貝爾獎一樣。可是我認為,用這樣的模式去學習,是最有機會把自己的能力磨練到極限的方法。也就是說,雖然我不像某些有100分天份的人可以拿到諾貝爾獎,但我至少可以讓自己本來70分的資質全部發揮出來。不論是站在個人fulfilment,或著社會整體發展的角度,這樣把個人能力發揮到極限,帶來的效果應該都是非常正面的(***)。所以我們應該要儘量保障學生有機會可以了解grit的重要性,並試試看自己到底是不是,以及有沒有辦法變成一個persistent的人。

那麼grit要怎麼樣才能學得會呢?事實上我們現在並不是非常清楚,唯一的線索,是相信能力並非完全天生,而是可以透過練習進步的學生,似乎都會比較persistent。也就是說,能夠帶來grit的,很可能是一種mindset,而這絕對是可以被培養出來的。

和這個想法相符,研究者也發現,光是稱讚小孩的方式不同,就可以對小孩的persistent的程度造成影響。譬如說被誇讚聰明的小孩,就會比較不persistent。反之,被誇讚努力的小孩,通常都會更persistent一點。更詳細的研究內容,在上面的影片也有提及,網路上也有不少學術研究可以參考。

最後,「自己做選擇,然後為自己的選擇負責」的態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效果,就是它可以保障diversity。

如前所述,如果學生能夠被允許自己做選擇,他們就可以去嘗試,然後選擇自己覺得有興趣的路走。由於社會上的每個人都是不同的,因此每個人做的選擇也都會不一樣。因此,我們會有對醫學有興趣的人、對美術有興趣的人、對工程有興趣的人,和對文學有興趣的人。這些人自由的選擇走上自己喜歡的路,在自己有興趣的領域發展,並受到學校和社會同等的認可與尊重,也為自己選擇的人生道路負責。這樣我們的社會就會在多個領域,都有比較均衡且良好的發展。在這樣教育環境底下長大的學生,也才會懂得尊重多元的價值和選擇。最重要的是,學生也會因為對自己的人生有了主導權,而更能揮灑自己的長才,並且快樂的活著。

這些,就是我覺得除了課本中的知識以外,學生應該要在學校學會的重要價值。



*影片中有個需要更新的地方。在過去,所謂的1萬小時/10年假說,也就是你要在某個領域達到greatness,必須至少花1萬個小時在上面,被認為是一個人成為world-class專家的關鍵。但現在有越來越多研究結果,是不支持這個假說的。不支持的理由很多,我現在只記得其中一項是因為有人發現這是一個非常rough的平均數字,也就是說可能有人得花5年達成這樣的境界,有人得花15年,平均起來差不多是10年這樣。


**這部分的研究結果其實某部分就在告訴我們,光是工作/讀書時間長是沒有用的。能夠強迫自己不分心的長時間工作或讀書,或著在該讀書的時候就去讀書,不會受其他事情的誘惑,並不代表你就能達到"grit"的狀態。重複做熟悉、讓自己舒服的事情,就算花再多時間,也不一定能稱作"grit"。


***或許也真的有些人不覺得追求把自己的潛力發揮到極限有什麼重要,雖然我不是很同意,不過這篇文章屢次提到「自己做選擇,然後為自己的選擇負責」的概念,也可以保障那些認為mediocre performenace就已經足夠的人,反正這也是你的選擇,只是你選了就要接受自己與excellence無緣的狀況,不要整天抱怨一堆。

2014年6月26日星期四

Letting go of your children (3) - What kinds of values should be cultivated in our students?

在第一篇文章裡,我稍微寫了一些關於英文教育的問題,談到了英文教育的教學方式和內容,可能有需要調整的地方。

事實上,這樣的現象並非只是英文教育獨有。如果以更宏觀的方式去評論,我們的教育其實傳達了很多不太正確的訊息給臺灣的學生。我個人認為,在secondary education的階段,由於還沒有進入到真正的專業教育,因此在這個階段,教育的目的,除了幫助學生配備足夠的基礎知識,讓他們以後想要往專業領域發展的時候,可以有扎實的地基可以蓋高樓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在這個時候培養學生的價值觀、幫助學生去探索世界,並培養適合每個學生自己的人生態度。我想,很多國家會把哲學教育放進secondary education裏面,大概就是想要培養學生自己的價值觀吧。

在臺灣,因為我們沒有整套的哲學教育,國中的公民道德或著社會學科又很少碰觸到這類需要思考辯證的內容,因此我們培養學生價值觀的過程,往往會直接被我們教育學生的方式所影響。也因此,能否在教育學生的過程中傳達正確的訊息給學生,就變得非常重要。

舉例來說,最近新聞上一堆關於小孩子沒考上第一志願,家長就大發雷霆、把小孩子的模型摔壞,甚至自己想不開跑去跳樓的新聞,透過媒體放大,向小孩傳遞的訊息,很可能就是「不完美是嚴重的」、「犯錯是不可被接受的」、「失敗是可怕的這樣的訊息」。









而這樣的訊息造成的結果,就是小孩很可能會在受教育的過程中被遣移默化,然後慢慢變成一個害怕失敗、面臨挑戰會躊躇不前、追求穩定而不是跟隨自己興趣與熱情的孩子。

反之,在國外,我們常常看到名人在畢業典禮上分享自己失敗的經驗,譬如:

Steve Jobs 2005年在Stanford著名的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commencement address;

J.K. Rowling 2008年在Harvard commencement ceremony關於failure的演說;

Denzel Washington 2010年在UPenn "If you don't fail, you're not even trying"的經典address;

還有Jim Carrey今年在Maharishi University的"you can fail at what you don’t want"既有趣又引人深思、唱作俱佳的演說,傳達的則是截然不同的人生觀。

他們想要傳達的,是追求熱情、不怕失敗的想法。他們告訴學生的,是他們面對失敗的態度,他們追求理想的堅定,和他們要做自己的堅持。

這就是和臺灣截然不同的教育哲學,想當然耳,在這種教育與文化環境底下成長的外國學生,他們面對人生的態度,和臺灣的學生,自然也就會有很大的不同。

除了這些名人的演說之外,外國很多學校在教育學生的過程中,也會把類似的哲學給放進教育制度裡面,把這些變成一種大家都習慣的生活態度。前面一篇文章提到的,以A、B、C、D這樣較大的級距來評分,讓學生不會去計較一兩分的差距,改以qualified or not的概念去評量學生,就是一個讓學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完美的制度。

講到這個,就讓我想到一個Oxbridge我很喜歡的制度- 導師制(tutor)。

雖然說Oxbridge的學生常常都玩得很瘋,醉得亂七八糟,但他們的課業壓力其實是很大的,所謂讀書讀到發神經真的不是在開玩笑。但同時,他們也有很好的輔導系統,可以幫助你抒發壓力,或著教你如何面對問題。在Oxford,很多事情只要你願意事先講,去尋求協助,你會發現校方會願意給你很多空間和幫助,導師也會想儘辦法幫你,讓你有機會可以趕上進度、彌補錯誤。像下面這個剛好找到的影片,就提了很多很好的例子。




影片裡面提到的連鎖反應,也就是你有一天跑去party,可能就趕不上某個deadline,之後很可能會變成趕不上整個禮拜的進度,甚至搞砸整個學期,這樣的狀況,的確是會發生的。但只要你願意和你的導師好好談談,他們一般來說都會給你很多幫助,譬如說讓你延長你交作業的deadline,或著給你一些指導,讓你知道怎麼更有效率地度過這些時期。

這樣的狀況也不是只有Oxbridge有,其他學校也都有很多相當好的輔導系統,和很願意幫助學生的administrators,可以幫助你處理各種問題。當你遇上困難去尋求幫助,滔滔不絕地說著你如何讓自己陷入這個deadline永遠趕不完的地獄時,他們最常對學生說的一句話就是:"Well, humans make mistakes",好像你把自己搞得超慘也沒什麼了不起的,這樣一句話就原諒你了,之後就是幫助你想辦法把進步補上,或給你第二次機會讓你把作業給交出來。

像這樣相對來說允許學生犯錯、願意給學生第二次機會的制度,無形中也就會形塑學生的價值觀,讓學生變得更勇敢、更能夠面對錯誤和失敗,和臺灣的教育制度下隱含的哲學大相徑庭。

另外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觀念是,即使是在Oxbridge這樣的地方,他們還是很鼓勵學生要能夠多元發展。多接觸、多探索,該party的時候就要去,有好玩的事情就要去玩。這是他們信仰的價值和覺得正確的人生態度。

說實在的,即使是在Oxbridge,如果你整天都只唸書,那其實一天工作三、四個小時,也算是太足夠了。但如果你只做功課、只唸書,那大家都會嘲笑你的。這並不是正確的學習方式,也不是正常的人生態度。人一定會有除了專業之外,還想要學的東西,也一定會有想參與的活動、想見的人,會有想和他出去hang out的朋友,會想要去玩。Oxbridge,他們強調的,是你要把時間花在做這些事情上,同時也要把書唸好、把功課寫好。這也就是上面影片裡面提到:"make sure you make time to do the things that you enjoy"的概念。

這其實才是Oxbridge壓力大的來源。他們給的學習份量,是你一定得花相當的時間在上面的份量,而且是你必須平常就要接觸,沒辦法在考前或著deadline前靠小聰明硬吃過去的份量。另外他們對於作業的要求也很高,考試也不會太容易。但如果你的生活只有這些東西,相信我,你的壓力一定不會太大。壓力大的原因,是因為你得在玩樂、參加活動、學其他東西、培養嗜好和處理日常瑣事等一堆其他事情的同時,也把書唸好、把作業寫好。

這和臺灣學生基本上只要唸書、唸書、唸書的概念完全不同。以前面那個父母因為小孩沒考上建中,就把他的模型摔爛的例子來說,套到Oxbridge的那套邏輯底下,他們會說的是這個小孩得做出取捨、找到平衡。模型和建中絕對可以被視為同等重要的兩件事,那接下來要做的,應該是幫這個小孩做更好的時間管理,看看有沒有零碎的時間可以擠出來,讓他能夠兼顧模型和考上建中這兩件事。如果小孩的時間已經很緊了,那就該接受事實:「自己的小孩不適合去唸建中。」

沒有人,應該為了去唸一間比較好的學校,而放棄自己其它的興趣,或放棄探索這個世界的機會。這些都不是值得為了唸好學校而放棄的東西。

一個只會唸書,也必須把時間都花在唸書,才能進入建中,或從建中畢業的學生,人生是悲哀、狹窄且無意義的。倒不如去唸符合自己能力的學校,一邊享受人生多層次、多面向的美好,培養興趣、找尋熱情,然後一邊學習必要的知識。

事實上,只要是領先群的學校,學校給的訓練和教育夠好,要求的標準夠高,那個一二三四的排名,根本就沒有意義。譬如說去吵到底是Oxford比較好,或著是Cambridge比較好,除了學生間打打嘴泡好玩之外,對受教育的學生而言,有任何實質的意義嗎?

在英國,我們喜歡用"prestigious"這個字來形容好學校,英國人真正在意的,是你在一間prestigious university有好的track record,而不是愚蠢的認定,因為你是Oxonians或Cantabrigians,就一定比LSE的畢業生更優秀。

更何況在臺灣,決定排名的,並不是學校給的教育或對學生的要求,而是學生本身的優秀程度和他們考試的表現。但在現行的教育制度底下,這樣的學生優秀程度排名,是會在某種程度上被打破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再去死咬著那個建中的牌子,真的是很傻的一件事。

這些都是教育制度和教育學生的方式可以帶來的不同。一點點觀念上的改變,就可以讓學生有更健全的生涯發展。

所以,也許我們在吵這些教育制度的同時,也應該好好想想,到底我們的教育,應該要帶給學生什麼樣的文化,幫助他們建立怎麼樣的價值觀。在我看來,這才是值得好好辯論的問題。而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也打算稍微提供一些我自己的想法,看看有哪些價值,是學生在secondary educcation階段,應該要建立起來的。

2014年6月20日星期五

Letting go of your children (2) - compulsory education should be designed to serve the vast majority

接著我們就來說說這次教改幾個有趣的地方吧。

我們一直都知道臺灣的學生壓力很大,很大的原因,以前我也寫過了,這麼多年過去,我看情況也還是差不多,單一價值觀導致極少領域內的過度競爭,仍舊是臺灣學生壓力的最主要來源,這裡就不再贅述。

而這次的教改,就我自己的猜測,本來是想要藉由把grading system放寬,來破除分分計較的概念。也就是說,藉由級距制,把過往建中一、附中二、成功三這類的排序給打破。

舉個例子來說,以前可能是296上建中,290上附中,285上成功,但現在因為改成A、B、C這樣較寬的級距,造成的結果可能是285以上全是A,因此建中、附中和成功的比序就消失了,這時候再去計較建中、附中和成功,其實是沒有意義的事情。

當然這只是我的猜測,但這是我認為級距制最好的一個地方。藉由這樣的方式,把級距打破,帶來的很可能是整體素質的提升。

怎麼說呢?首先,建中之所以為建中,其實並不是這間學校有什麼特別的地方,而是他聚集了全臺北、甚至可能是整個囊括桃園的大臺北區域中,最頂尖的學生。說實在的,這些學生只要放在同一個環境讓他們去競爭,結果多半不會太差,加上臺灣大學指考的巨大壓力,這些學生也有理由去挑戰比較嚴格的自我要求,那就更不會差到哪裡去了。這樣的競爭程度可能到了附中就差了一點點,畢竟那些到了附中的top talents,可能就沒辦法受到同樣等級的環境刺激,然後可能成功又更差了一些,這樣一直往下降下去。

但變成級距制之後,由於這三間學校的學生都是straight A's,這時候撇除歷史因素,其實讀哪間都是差不多的,因為以前的建中學生現在可能會跑去讀附中,以前的成功會跑去讀建中,這樣一拉平下來,我們就創造了三個很好的環境。整體而言,這樣的環境可能不如傳統marking system底下的建中那麼rigorous,但卻創造出了三個可能跟附中差不多的環境,很可能學生的整體反而會拉得更上來。

如果你再往後面推,推到B群組的學校,很可能這個打散拉齊的效應還是存在,那造成的很可能是很多學校平均且全面的提升。再更後頭的我就真的比較沒經驗,也沒什麼接觸過,不知道這樣的效應對他們來說會造成怎樣的影響,但我有點覺得,如果真的對唸書沒興趣,也許發展良好的職校系統讓他們多點選擇,會是個不錯的辦法。

那麼那些真的天資超級聰穎的學生呢?

我想這些人可能本來就不適合在一般的教育體系學習。所謂的特殊教育,可不是只有教智能障礙的孩子而已。如果自己的孩子真的那麼特殊,那就應該卻特教體系下受合適的教育才對。

這樣的marking system其實和英國的很像。英國升大學前要唸所謂的A level,就只有A*、A、 B、 C、 D and E五種分數,先不管比較複雜的A*,他和overall score比較有關。其他的grade,就我的理解,一般來說只要是top 10%,就可以拿到A。

他們大學的grading也很類似,就只分成first class、 2:1、 2:2、 3rd和ordinary pass這幾種,Master's degree也是分distinction、 merit、 ordinary pass而已。

但這樣的級距制也沒傷害到他們的高等教育,英國的高等教育一直都是他們最強力的商品之一,且包括Oxbridge在內的五大校,也都有很強的research能力。

事實上,我也不認為去把top 10%的學生應去分成什麼建中、附中、成功的等第制有什麼太大的意義,這些人就是放到能夠棋逢敵手的地方,給他們好的motivation、 受強度夠高的訓練,基本上就會很優秀了,剩下的就是看個人造化。這世界上沒有什麼Oxbridge的學生就一定就勝過LSE的道理,出現超級天才或Prime Minister的比例可能高一些,不過後者大概和傳統的關係大過實力。其他層面上,說真的那些差異大概都是可以忽略的,就算真的Oxbridge的人平均起來是過super decent lives,和過decent lives的LSE學生,真的差異有大到需要去斤斤計較那一點點的差別嗎?

除此之外,我自己認為這種大級距的grading system,還可以相當程度地避免overcompetition。當你把前10%的學生全都化成A這個等第,喜歡競爭的學生會做的事情就是確保自己是在這10%裡面,而不會再去斤斤計較我是97分,輸給三個98分和兩個100分的學生。

事實上,這也是一個比較合理的評分方式。一個學校或考試系統,要做到的,應該是要能鑒別學生的程度是否到達一個程度以上,如果達到了,就是qualified。這個也是我自己在申請學校的時候遇到的狀況,即使是世界頂尖的學校,他們只要確定你是intellectually capable,基本上就不會在這裡糾結了,剩下的就是確認你對該學科的興趣,還有你的personality,再多一點的就是會跟你討論一些學術上的細節。如果說top-tier的學校都可以這樣搞,那我實在想不出在secondary education的層級要去細分建中、附中的道理在哪裡。說倒底,還不就是中華文化裡的社會階層思想在作祟嗎?

我在這篇文章裡面寫了一些我自己對於現在這個新的grading system的一些想法,事實上,這些都是我前幾天和朋友聊天時生出來,很粗略而且不一定valid的推敲。但我還是把它寫出來的,主要就是想要讓大家看看這種事情用個人經驗出發,站在自己的perspective去看事情,可能有多麼偏頗。

就我上面的推論來看,你還是能從我舉例的方式,還有我討論的比重,看得出來我的思想有多麼偏向菁英教育,甚至我自己都承認我對於某個程度之後的學生完全不了解。

這點我從很久以前我表妹來問我高中填志願的事情,就明白了。我沒讀過私立高中,甚至以前唸國中時,雖然成績狗爛一把,但私立高中這個詞還是從來都不曾出現在我的腦海中。所以當我表妹來問我的時候,我完完全全沒辦法給她任何建議,因為我根本不知道桃園有哪些私立高中、名聲和排序如何。

所以如果站在我的觀點來看,我看到的當然都是我熟悉的世界裡的學生,可能大部份都是屬於A這個級距的,加上一些B,C的就真的完全不認識、不明白、不理解。造成的結果就是我在討論這些事情的時候會很自然的忽視他們,或著讓我心中教育的樣子偏向對他們極不利的方向。

這個就是現在這些檯面上一直發聲的家長所面臨的問題。我一直到今天才知道,原來我們為了比序,還搞出了A+和A++這種東西,讓本來比較大的級距失去了很多意義。更重要的是為了要比出誰可以去建中、誰可以去附中,居然要一路從國文、數學這些科目比下來,比到沒東西比去比作文,然後為了作文評分客不客觀、自己的小孩能不能去念建中,在那裡吵成一團?照我說,根本這幾間哪裡離家近,就去哪裡不是簡單輕鬆又愉快?

結果為了一群我的小孩一定要唸建中、附中的家長的階級夢,把時間花在吵作文比序,卻失去了以更宏觀的角度去看教改帶來的改變的機會,也沒機會討論這個教改對於其他B、C級距的學生有什麼影響、能不能把程度給整個提起來,還有像是前一篇文章提到的,是不是整個教學方向都需要調整這些問題。更重要的,是根本沒有機會讓這些學生自己發聲,說說自己對於這次教改的想法。

這樣的事情在學校的班級裡也是一直在發生。我一個在國中教書的朋友,就跟我說過一堆老師超喜歡比自己的班到底有幾個100分,他就一直搞不懂,10個100分,和15個90分以上,為什麼就是10個100分比較厲害呢?

而在這樣的教育思想底下,老師注重的自然是成績在最前面的那些小孩,而不是想辦法把後面的,可能50、60分的給拉到70、80分。但難道這些人就不是社會上的一份子嗎?不是聲音應該要被重視的人嗎?甚至這些人,很可能才是真正的多數啊!

那些習慣排在前面的小孩,從小受到這樣特別的重視,大概早被寵壞了,長大以後,變成家長,也就習慣性的忽略不如自己或自己小孩的孩子。不然就是以前常常被忽略,所以長大以後對於自己小孩一定要變成最頂尖的,才不會被忽略這樣的事情有偏執。卻忽略了這個社會不可能只由精英所組成,義務教育更不應該只為精英服務。

這些問題都是老生常談了,以前我也寫過「被忽視,不代表不存在」這篇文章,探討過這個問題,可惜的是,兩年過去了,同樣的劇情,換了個方式,還是繼續在台灣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