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n't circumvent the hurdle in front of you, just punch it in the face

是說出國留學很大的一個好處就是可以遇到世界各地的人，藉由和他們的交流，往往可以了解很多本來不明白的事情，激發新的想法。

譬如我之前在London待的時候，就與到很多義大利人，學到不少他們的處事風格，還有他們習慣用手勢來溝通的文化，當然髒話的比法也學了不少，相當有趣。

不過我今天想要講的主題，是日本人。

因為我現在做研究的單位裡有兩個日本PIs （Principle Investigators，研究生的指導教授，我們稱之老闆是也），然後管我們實驗室細胞房的assistant又是其中一個日本PI的老婆，加上那兩個PIs收的學生，所以我們機構裡的日本人大概有六、七個，比例上還不算太少。

不過一般來說，即使你的研究機構裡有日本人，要和他們熟也不容易。日本人總是靜靜地，很低調，異常客氣，異常努力，然後來無影去無蹤，加上口音有時候真的不是太好懂，要打入他們的圈子其實還滿困難的。但很幸運的，我因為老闆和日本PI有些合作，甚至其中一個日本PI還掛成我的co-supervisor，所以我和他們相處的機會也就多了，他們比較會邀我去吃吃喝喝開party，我也必須強迫自己趕快習慣他們的口音。

我來這個研究機構還沒多久，有天老闆忽然寫了封mail跟我說九月底有一組日本學生要來，他們會把這些日本學生分組，一組兩人，由一個我們這邊的host領著他們進行小型的group meeting，也帶他們逛逛我們這個老城鎮。老闆表示他希望我能夠當其中一組的host，因此給了我其中兩個日本學生的聯絡方式，要我跟他們聯絡，給他們一些建議、一個warm welcome。

學術交流的部分我是沒什麼問題，但要我一個初來乍到，自己對學校都沒很熟的外國人當導遊，這好像就有點困難。我和老闆反映了這個問題，老闆拍拍胸脯說免擔心，包在老娘身上，我會找個熟門熟路的當嚮導。

聊著聊著，也不知怎麼著，老闆就講起了這個交流的緣由。不過在講這個緣由之前，我想先岔開一下，說一下我進實驗室的第一天，老闆和我的對話。

那天我剛到，當然就是先跟老闆在辦公室裡聊天。我向老闆問起了研究機構這邊的”normal working hours”，因為我從之前在London待過的經驗，知道UK這邊的safty regualtions非常麻煩，往往在working hours之外的時間會有比較嚴格的管制，譬如超過晚上6點還要待在實驗室，就必須到reception登記之類的。

老闆顯然太有和Asian一起工作的經驗，馬上誤會了我的問題。他告訴我，他們這邊比較在意”get things done”，而不是你一定要哪時候來實驗室。像那個某C就是morning person，早早來，四五點就離開，然後某S就比較是afternoon person，十點、十一點才來，晚上不知道幾點走（老闆說：”...and he generally leaves at… Well, I don’t really know when he leaves, he always leaves after me” XD）。所以這是你自己要決定如何管控你的時間的問題，反正你自己知道你是DPhil，最終就是要有data，剩下的你可以自己規劃。這邊的商店也都比較早關，所以如果有事要辦，就利用上班時間過去，只要打聲招呼就好，畢竟你剛來，忽然消失我會擔心你是不是卡在哪間廁所的馬桶出不來。

老闆雖然誤解了我的問題，但也讓我了解了實驗室的生態，相當不錯，所以我也沒進一步解釋，想說反正晚點可以去reception問那個漂亮美眉。

和老闆談完之後我就待在位置上看一些給新生的handbooks，沒注意到時間飛逝，不知不覺間已經下午五點了。這時候老闆突然出現，笑著問我怎麼還在這裡，我說我在研究學生宿舍，老闆就說，那他要先走了，然後靠到我耳邊小聲的說了一段相當經典的話：”You have to remember one thing: don’t work too hard. The Japanese style doesn’t work quite well here.”

我聽了以後整個笑翻了，因為環目四顧，剩下來還在辦公室的，除了老闆口中的”afternoon people”之外，就只剩下那幾個日本人。

可能是那時候笑太用力了，老闆接下來說的那句話我也沒細想有什麼不對勁。他說：”You can go home whenever you want, don’t have to wait until your supervisor has left.”，然後就向我眨眨眼，說聲明天見，就拿著他的包包大搖大擺地離開了。

回到老闆和我講日本學生要來的緣由的那天。

老闆說，在日本，到現在他們的師生和學長（姐）學弟（妹）制還是非常嚴格（hierarchy still very rigid），聽老闆的形容，我猜大概比臺灣還要嚴重一些。學生沒有挑戰老師的空間這點可能和台灣差不多，但是學長姐也是不容挑戰的存在這點好像就比臺灣嚴重了些。我們在臺灣是會給學長姐多些repsect，通常也會聽他們的話，不過學術上好像沒有太多不能挑戰的狀況。

不太確定的事情就不說太多了，總之按照老闆的說法，日本政府這幾年發現他們這樣的hierarchy，其實對於他們學術界的productivity有很負面的影響，所以他們開始正視、並以各種政策在導正這個問題。

要改變文化大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一定會受到保守勢力的反彈，這點我們在臺灣應該已經體驗很多，於是日本政府想出了一個辦法，就是儘量讓日本的研究生能夠有機會到外國去和外國學生作交流，或著去當短期的visiting reseachers，接觸別國做研究不一樣的文化。

於是他們開始和不少學校、研究機構進行學術交流，有的以conference或symposium的形式呈現，有的則是直接送學生出來。

這樣的方式效果如何呢？至少對於那些出來的學生來說，我是覺得滿有效的。舉個例子來講，有接觸過日本人的人應該對於日本人很害怕說英文這點有很深的體會吧？去日本的時候，應該不少人都是用先說一兩句日文，或寫個漢字把禮貌又拘謹的日本人騙過來，然後再用英文blahblahblah的跟他們對話，不然他們聽到你說英文就逃了。

但對於那些跑來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唸書的日本學生來說，他們就再也躲不掉說英文了。事實上，根據我和很多國家的人聊天的經驗，包括英文本來就很好的Swedish、Italian，還有一個會說French但我一直沒搞清處她從哪來的女生，大家都有一個感想是一開始開口說英文，多少都會有一點心理障礙（it’s more about confidence, not about proficiency）。只要你能夠克服這個障礙，就會進步得很快。我在想，可能日本人這種障礙比較大一點，所以才會那麼怕講英文。

可是當你到了一個大家都說英文的環境，你就再也躲不掉了，因為會變成必備的生活技能。這就是為什麼到了外國，有時候英文會比較容易進步的原因。特別是對日本人來說，我發現他們真的是超級禮貌的民族，只要遇到有非日本人在場的場合，他們彼此就會儘量改以英文溝通，讓你也聽得懂。Italian在有注意的時候也會，但是他們大概有70%的時間不會注意到，剩下30%的時間注意到了，但講一講high起來就又忘記了。

另外一部分是他們出來的人自己的awareness。尤其是在工作場合，他們會很刻意的都用全英文溝通，即使對方的英文實在很爛也一樣。像是我們這裡有一個比我晚兩天來的visting researcher，是個medics，他說的英文我基本上都是用猜的才知道他的意思。他第一天來的時候問我：”Did you have 尖頭被”，光這個字就說了三次我才聽懂是jet lag，然後他對非日本人的accents也有理解上的困難，譬如說有一天我和他和一個英國人還有一個澳洲人在一起聊天，我忘記英國人是問了他什麼問題，總之他聽不懂，澳洲人就加入幫忙，也是徒勞，他們兩個人你眼望我眼，最後突然轉過來看著我說：”you try”。

I tried, and I failed. MISERABLY.

但即使是這樣，他的日本同胞還是很有耐心的在工作場合裡跟他用英文交談，用英文教他做實驗，結果到現在，很明顯他對於說英文和聽英文，以及三不五時會聽不懂的尷尬，已經適應了非常多。

除了自己的awareness以外，我想政府一開始就把送他們出來的purpose講得非常清楚也有關係。不止日本人自己知道，所以他們會很清楚地說他們出來就是要來學我們怎麼做研究的，他們政府也讓和他們合作的研究機構非常清楚這點，所以大家更會知道我們要按照我們的方式來，然後在可以的地方給他們一些協助，讓在這邊的日本人可以儘量朝本來就規劃好的目標前進。就像我老闆會知道這個緣由，然後告訴我這個學術交流的性質為何，讓我能夠理解該怎麼做，就是因為日本政府對他們的目的表達得非常清楚。

前面說的語言上的情形，是一種環境加上人為共同影響的結果。不過在文化上也很類似，雖然整體來說研究機構這裡的日本人還是工作時間比較長，然後他們也還是異常的客氣有禮，但你會看到他們開始懂得做調整，有些人就會稍微晚來一點，有些人則是會視情況調整，譬如前一天工作到太晚，第二天就會晚一個小時再來。

不過我覺得差異最大的，還是他們和supervisors以及colleagues的關係。你會看到他們比較願意參與討論，會和supervisors一起去吃飯，說說笑笑的瞎打屁，也會看到他們真正開始和老闆「討論科學」。

他們會開始學到你的project是自己的，你將會有一定的權力，在一定限度內，決定自己的project要往哪裡走。所以他們會開始對自己的project有意見，開始更獨立的去思考自己到底想要把自己的研究”direct”到那個方向。

這樣的改變在已經待在這裡很久的日本人，和剛來這裡的日本人之間看得最明顯。雖然這也可能是取樣上的偏差，因為有可能本來就比較崇尚自由、比較有主見的日本人，才會有辦法在英國留這麼久。但另一方面，待在這邊的日本人，還有這裡的日本PIs，也常常回去日本給talk，和日本的學生用各種方式交流。像這次要來的一個日本學生，就已經和我們這裡的其中一個日本PI見過好多次，所以很明顯他對於這邊的情況已經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如果他覺得他的個性適合到這邊發展，也就有了一個管道可以接觸到不一樣的研究文化。總而言之，不可否認的是，日本政府很積極的用各種方式鼓勵日本和英國這邊做學術交流，至少就能夠讓自己國家在研究機構的風氣上，更為多元化一點，青菜蘿蔔，各取所好，也許不能完全改變整個文化，但能讓對自己文化適應不良的人有出口，同時也注入一些新元素到自己的文化裡面，去補足自己很明顯的缺陷，在我看來，這還是相當不錯的一個策略。

我們在做研究的時候，最怕遇到兩種狀況。一種狀況是你根本看不到問題在哪裡，這樣你就無法根據問題去改良實驗設計。另一種是當你知道你遇到問題了，卻總是想著要繞開它，而不是想辦法去突破他。繞開核心問題雖然常常能夠帶來短期的進展，但你往往會發現，繞了一大圈，到了最後，你還是又站在同樣一堵高牆前面，無法突破，所以倒不如直接面對他。像是我們對付腫瘤，我們不會說因為腫瘤太大太難對付，我們就給你嗎啡，讓你不會痛就好。我們會直接面對腫瘤，如果太大，無法直接切掉，不然切一切病人光失血就失到死了，那我們會用更聰明的方法，先用化療弄它，用標靶藥物縮小它，讓它變成可以處理，之後再開刀。

我覺得日本政府的作為就很像這個對付癌症的過程，強大的社會文化和階級，不可能直接和他硬幹，不然光是保守勢力的反彈，和引發的社會衝突，很可能就會讓這個計劃失敗。但他們也沒有繞過這個問題，而是用了一個很聰明的方法對付他，藉由增加和國外的學術交流、增加學生出國的機會，培養想法上完全不一樣的人才，等到更多「洋化」的學生回國，也許就能改變這個阻礙他們學術創新的社會文化。

反觀我們在臺灣，似乎還有好多人不願意看到問題，不然就是寧可繞過問題，也不願意正視問題。譬如說我們缺乏創新研發產業，學校又沒有好好正視研究生的權力，導致一堆人花了不合理的長時間拿到博士學位，畢業之後卻找不到工作，但政府卻選擇繞過問題，改以類似22K方案的方式來給博士畢業生一些薪水，好像壓低了失業率，但其實根本沒有解決問題，最終還是得回頭面對博士生找不到可以做研發的產業的問題。

又或著我們從電視新聞上已經看到臺灣綿密的政商關係如何傷害了我們的政府效能、產業競爭力和浪費了我們的納稅錢，可以當政商關係密切的候選人出來選舉，還是有好多人不願意去看這個問題可能會帶來的傷害，不去看這些人背後的團隊成員，有多少和他是政商利益的共同體，反而在一些枝微末節的議題上，被媒體和立委們給成功模糊焦點。

民主社會裡，政府的水準，相當程度的反映出了選民的水準。我一直相信臺灣人並不是不會思考的一群人，只是我們以前接收的資訊和教育太過封閉，又被訓練得對政治不夠關心。如果我們有機會可以多看看外國政府是怎麼處理事情，還有他們的人民在監督政府上有多麼強悍，也許我們就會更知道該怎麼「對付」我們效能不彰的政府。

也許不是每個人都那麼好運，可以有機會出國唸書。不過能從我們這些出來的人身上，獲取一些資訊，也許也是一種吸收不同文化的好方法。網路已經在很多國家帶來了公民覺醒，在臺灣也已經開始萌芽，希望我們能夠讓這個幼苗，生生不絕的成長茁壯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