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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31日 星期三

Even the brightest minds need to be trained to think scientifically

最近Scientific American有一篇我非常喜歡的文章:Rational and Irrational Thought: The Thinking that IQ Tests Miss

這篇文章非常清楚地指出目前普遍使用的IQ test,在測量人類的cognitive abilities上,有其侷限。即使是IQ非常高的人,也會犯一些看起來極度愚蠢的錯誤,或著做出愚蠢的決定。這是因為有些我們用來做正確決定所需要的思考能力,並不是IQ test可以測出來的,且我們的大腦有某些傾向,會讓我們很容易犯某些錯誤。

以前我在這個blog裡曾經介紹Daniel Kahneman寫的Thinking, Fast and Slow,裡頭就把人類的思考方式,分成快速的第一型和慢速的第二型,前者又可以簡稱是直覺式的思考,特色在於快速、省力,且不精確,而第二型的思考則又慢又耗能,可是卻有很好的分析能力,一般我們說的analytical brain,指的就是這種第二類型的思考。

通常,人都會傾向用第一型的思考來處理每一件事情。也就是說,大多數時候,特別當我們放鬆時,我們都會傾向直覺式的解決事情。也因此,當有人用一些看似能夠直覺回答,但其實需要用analytical brain來分析才能答對的問題時,我們就很容易上當。

以文章裡的例子來說:




像這樣的題目,因為很容易會以為能夠用直覺回答,因此我們就不太會警覺到這其實是一個需要運用到analytical brain的題目,或著至少不會努力去分析,所以非常容易上當。

有趣的是,這個傾向和智商無關。也就是說,不論聰明與否,我們都逃不過大腦偷懶的本能。在看了答案之後,能夠理解為什麼答案是A,以及在以後遇到類似的題目,能夠知道怎麼處理,然後不再上當,這些可能和IQ比較有關。但這樣的能力,卻無助於抵抗大腦演化出來,直覺式思考優先的傾向。也就是說,IQ和使用analytical brain這兩個能力,根本是大腦處理事情的兩個不同面向。俱有理解某件事情的capacity,不代表就會應用這個capacity,也不代表能正確分別哪時候需要用到analytical brain的capacity。

文章裡,作者把有這樣思考傾相的人,稱為cognitive misers。簡單比喻,就是坐擁上億財產,但只願意吃60塊便當的柯文哲。連勝文那種身家破億,又揮金如土的,就不在此類,也不太像正常人類。

身為cognitive misers最有趣的地方在於,多數人其實都有能力在看了分析以後理解為什麼答案是A,也不會有困難去複製同樣的思考流程。所以未來當你遇到類似的情形時,如果你有認出來這種題目的類型(或著被提醒),你就不會再上當,也能成功的分析出來。但是如果在沒有被示範過該如何分析的情況下,今天只是告訴你,要用analytical brain,還是會有一部份的人,會一下子找不到切入點,不知道該如何正確分析,然後最後還是跑去用偏向直覺的分析方式,去回答這個問題。

這樣的狀況,其實可以連結到文章中所提到的另外一個思考層面,也就是the mindware gap。

作者在文章中說mindware gap是一種"content problem",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先獲得某一種content,或著說是某一類型的特定知識,才能夠讓我們做出理性的、有邏輯性的思考和行為。這種content,可以是某種特別的規則、資料、策略,或著機率概念。

為了解釋這個"content problem",作者舉了幾個相當好的例子。其中一個是我以前在這個blog也介紹過的Bayes' theorem (詳情請見這篇文章: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Drug screening)。




這種題目的特色,就是要把sensitivity和specificity分開來思考計算。只要有人教過一次,大家一定就會算。像我看到這種題目,在知道這篇文章是在探討analytical brain的情況下,
我就會很直覺的知道它是屬於Bayes' theorem的題目。這是因為我受的training,讓我對這種題目很熟悉。

不過即使認得出來,因為不是天天在算,雖然知道原則,要執行這個原則,也是要花點腦力回憶一下。也就是說,在不完全是well-trained的情況下,我也無法用第一型的思考,直覺的回答這種問題。可是well-trained的人,就真的可以直覺反應。像我就遇過可以直接在腦中把molarity、volume和amount換算出來的人。每個人給他公式都可以做到,但只有受過非常好訓練的人,才能夠直接在腦中轉換。

很好笑的是,就算是知道對付這種題目的策略,在不同的情境底下,也不一定能夠直接辨認出這個種題目。之前有一次和朋友去吃冰,朋友忽然問了我一個類似的問題,我是先想了一下子,才發現他問的是Bayes' theorem,然後還想了一下該怎麼按照「策略」算,最後才把那題給算出來。

也就是說,這其實是一個三階段的過程。首先你腦中必須有那個「策略」(content),才有可能認得出這是一個特別的題型(category)。而你必須成功的辨認出這個題型,你才有可能去搜尋腦中存著的策略,然後想辦法解決它。最後是你的記憶必須完整到至少能讓你執行這個「策略」,不然就會變成「阿這題我知道,但是他媽的忘記怎麼解」,這樣的考場夢魘。而每個人大概也都會從經驗中知道,避免這種大家都經歷過的考場夢魘,最好的方法,就是多練習。也就是說,一個人所受的訓練,其實才是決定他能否解出這種probabilistic thinking題目的關鍵,而不是智商。

另外一個文章中的例子,是整篇文章中我最喜歡的一個題目。




我喜歡這個題目,一部分原因是它非常複雜。因為它很複雜,所以會讓你分析起來很費力,即使是受過訓練的人也一樣。所以即使人家告訴你這是一個hypothesis-testing的題目,如果沒有人示範給你看過該怎麼做,其實要想出來怎麼解,也相當不容易。

同時,因為它的複雜性,這個題目在有人示範過後,也不容易被簡單歸類。也就是說,即使是習慣於做hypothesis-testing的人,像是我這樣的DPhil學生,雖然在學生生涯中做過無數次的hypothesis-testing,falsified過無數的hypotheses,在第一眼看到這題目的時候,如果沒人提醒,也不一定可以一眼就認出來這是應該被歸類為hypothesis-testing的題目。

可是就像前面的幾個題目一樣,只要有人解說給你聽,多數人一定都知道這題的答案為什麼是A和5。

因為太好玩了,我們就來順著我的方法走一次這個流程吧。

首先,這個題目的假說是如果一張卡的一面是A/E/I/O/U,那它的另一面一定是偶數。

這裡一個很重要,且一定要認出來才有辦法逃過陷阱的邏輯概念是,這是一個單向的敘述。也就是說,上面那個論述只說了一面是母音的卡,另一面一定是偶數,但沒說一面是偶數的卡,另一面一定要是母音。因此,情況可以是所有母音卡的背面都是偶數,但偶數卡卻可以分成背面是母音的,和是子音的這兩種。

有了這個概念,就會知道,8的背面是什麼,根本無助於回答這個問題。

同樣的道理,我們要測試的敘述,也沒說一面是子音的卡,另一面要是什麼東西,所以K背後是什麼,也跟這個論述無關。

所以我們的選項就只剩下A和5了。

A很容易,因為它翻過來如果是基數,這個假說就居居了。若是翻出偶數,雖然結果是支持這個假說,可是這個假說還不一定是對的,因為你還要看5那邊的情形。

5那張卡稍微沒那麼直觀。它翻過來如果是子音,配合前面A翻出偶數的結果,那這個假說就對了。可是如果它翻過來是母音,那麼母音背後都是偶數的論述就不成立了,這時候我們就知道,這個假說不成立。

這個題目最麻煩就在這裡。因為大部份人都會很直覺的從A開始做,然後覺得如果A後面是偶數,那這個假說就對了。但事實上這個假說要對,還必須5後面不是母音才行。換句話說,不管你是從5或從A開始做,如果你要用"證據支持假說"的方式來驗證這個論述,那麼你就必須確定每一張卡,都符合這個論述。因此即使排除了K和8,你還是必須把剩下兩張卡都翻完才知道結果。

但是如果你要推翻(falsify)這個論述,你只要在A和5之中,找到一張卡不符合論述,那你就知道這個論述是錯的了。

這其實就是scientific method/scientific thinking最重要的核心概念。因為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無法測試每個可能性,而統計上的hypothesis testing,因其發展的原理,也無法在認定null hypothesis不成立之後,就代表alternative hypothesis是對的,所以其實hypothesis falsification才是科學上最能給予確定答案的方式。

可是這個一來超不直覺,二來又不好分析,往往需要像上面那樣一步一步思考,才能夠得到答案,中間還要不斷逃離用直覺回答的誘惑,並且成功認出好幾個categories,才能得到正確解答。而按照之前提過的,知道這個方法、能夠認出這個category、還要記得怎麼做,且要逃離直覺回答的誘惑,這些其實都和IQ沒那麼有關,反倒和受到的訓練比較相關。

所以其實科學是一種極度需要訓練的東西。而每一個學科,因為其特性和需要的背景知識不同,還有適合採用、能夠採用的策略也不同,所以常常會出現某個領域的科學家,對於另一個領域的科學判斷,會差到一個很離譜的地步,這樣尷尬的情況。譬如說學賽局的,跑來講生物學,或著學工程的,跑去講經濟學,如果不夠謙卑,太相信自己的科學頭腦,時常就會出現做出離譜判斷,丟臉丟到家的情況。

同樣的道理反過來講,若是某個領域的專家,動不動就嘲笑別人對他這個領域的科學判斷和白痴一樣,其實是一件非常諷刺的事情。來自另一個領域的被嘲笑方,很可能只是沒有足夠的content去找到適合的切入點,來理解和判斷你這個領域的問題而已。動不動就戰人智商,其實本身就是一種因為沒有content,而做出錯誤判斷的行為,因為科學上的證據,支持的是這與訓練的關聯,遠高於智商。

這也是我一直覺得科普很困難的原因。從上面的文章中,大家應該可以理解,科學並不只是一堆知識,也是一種思考方式。要能夠使用這種思考方式,需要訓練,並且習慣讓自己常用自己的analytical brain。

先撇除身為cognitive miser的部分,想要"think scientifically",我們需要有足夠的content,而這個content,除了知識以外,還需要相對應的strategies,或著rules,或著某種特別的thinking方式。

但是通常科普文章只能給你知識的部分,卻很難做到帶領和訓練大家思考。這樣很容易變成單純的知識搜集者、百萬小學童,卻不一定能夠真正體會到科學美麗的地方。

看一堆非常令人驚奇的研究,和科學家做出來的fancy成果,當然很讓人驚豔,也能滿足好奇心。可是科學真正美好,或著說真正強大的地方,其實在於它是一種非常縝密且有系統性的思考方式,這也是我們唸研究所,必須要訓練的東西。

我到現在還記得,以前剛開始看臨床的textbook時,受到的挫折有多大。因為臨床的書,有很多就是一大堆facts,而沒有真正帶讀者進入某種思考邏輯裡面,和科學的教科書大相徑庭,讓我覺得非常無聊,很難保持專注。

大學上課的時候也是如此,我唯一會去的課,就是老師在講課時能帶我進入他的思考邏輯裡面的課,其他有些流於只是傳遞知識的課,實在沒有力氣去上。

或許是這樣的個人經驗,我一直覺得,科普如果能夠把科學的思考方式傳遞給大眾,應該會變得更美好。在寫這個blog的時候,我也一直希望是以一種呈現我如何想事情的方式來寫文章。因此,很多時候會有思緒跳來跳去,然後又很冗長的狀況,就文章本身的架構而言,其實並不理想。

簡而言之,我自己也還沒想出該怎麼做,才能讓科普變得更貼近我心中科學的樣子。或許等我唸完DPhil,會更有概念吧 XD

Values distorted by the vest interests will one day boomerang on them

最近幾天柯文哲臺北市長震撼上任,佔滿了新聞版面。其中一個引起熱議的話題,是他的市長秘書,才做一天,就哭哭啼啼的被嚇走了,然後大大的臺北市政府,一時居然找不到一個人願意去接,最後才推出一個年輕人,去填這個市長的位置。




這個新聞一報出來,先是勞工一片叫好,一面稱讚柯文哲,一邊大罵公務員。

而跟在短暫的叫好聲之後,是一篇又一篇的檢討文章,有的檢討臺灣人見不得人好的心態,有些則檢討勞工,平時因為工時過長罵聲連連,結果看到公務員面臨一樣的情況時,卻沒有發出正義之聲,反倒是大聲嘲笑受害者。這種心態,猶如自己被性侵,看到被性騷擾的人,就哈哈大笑,說自己過得更慘。

這些檢討看似有道理,但實際上有很大一部分,根本是狗屁不通。

首先,讓我們仔細複習一下這幾天的新聞。相關報導的新聞內容,幾乎都指明,秘書室只做一天,就哭哭啼啼的跑了,然後機要組,就再也找不到人來補缺。而柯文哲也說了,換一個人再不行,他就要加人。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昨天柯文哲自己爆出來的內容。




接受專訪時,柯文哲自己說,這是因為以前一個會議記錄要拖兩天,而他的要求,如果是比照臺大醫院辦理,應該是會議紀錄,在開完會後兩小時就要出來。

把這些資訊綜合放在一起,很持平地說,就是有一個員工,達不到在會議開完之後兩小時要完成會議紀錄這樣不離譜的要求,加上第一天就發現工時過長,於是便不幹了。而在主管承諾,如果工作真的超出一個人能夠負荷的量,那他會再多聘一人,來分擔工作。也就是第一天的工時過長,未必是常態,而對工作效率的要求,也看不出來有太不合理之處。在這樣的情況下,臺北市政府的機要處,居然找不到人願意來做,最好只好推一個大家口中的草莓族出來,送進市長辦公室。

這樣的狀況,講實在話,不管放到哪個國家,大概都會被說真的很廢。也就是說,這根本不是一個我被性侵害,然後看到人家被性騷擾,我在那裡幸災樂禍說我更慘的問題。

被性侵害的某甲,看到某乙因為捷運太擠,被擠到牆上,胸部被牆壁碰了一下,就大聲嚷嚷說自己被牆壁性騷擾,於是某甲恥笑某乙胡扯。這裡的問題,是某乙本來就是胡扯,和某甲是否被性侵根本無關。

另一方面,即使我們的勞工,今天對於怎麼樣的工作時數,和怎樣的工作要求,屬於不合理的範圍,有比較扭曲的認知,我也不認為這樣的責任,應該要全怪罪到勞工身上。

我的意思是,在每個社會中,都會因為文化、歷史等種種因素,讓每個國家,或每個社會中的人,有他們特殊的價值觀。

就以願意花在工作上的時間來說,在國外唸書的時候,就看得很明顯。你會發現,某些國家來的人,就是會比較願意花更多時間在工作上,工作時也更認真。譬如說德國人與日本人,比對起英國人和義大利人,整體而言就比較願意花更多時間在工作上。而要說願意花時間在工作上,還有願意假日工作,臺灣人一定榜上有名。

我在這個部落格裡也說過,在臺灣人中,我不算是特別努力的。可是和其他國家的人相比,我還是比較願意用週末的時間到實驗室工作,也比較願意花更多心力在工作上。

反之,英國人比較會該休息就休息。譬如他們會告訴你,當你生病的時候,就是生病了,就應該好好休息。所以常常看到這個偏頭痛沒來,那個感冒就休假。反之,工作在臺灣人身上,就很明顯是價值觀順序排比較前面的事情,所以有時候身體有點不舒服,也還是會看到臺灣人進實驗室抱病工作。同個辦公室的英國人就常常笑我和日本人,說我們這樣的工作方式"can't be sustainable",但說實話,我已經覺得這裡的日子比臺灣輕鬆多了。也就是說,即使是相對不認同臺灣文化,在因此常常在臺灣格格不入的我,也還是在潛移默化中,受到了我們社會的文化脈絡影響。

這樣的文化,之所以會形成,我想和主流媒體,還有掌握話語權的人,一直灌輸我們的觀念有關。

譬如常常在電視上看到的「沒有不景氣,只有不爭氣」,還有那些竹科員工與醫護人員瘋狂工作的新聞、學校老師和媒體人常常提到什麼中國學生凌晨起床開始讀書,讀到半夜的故事,還有那一則又一則,強調要以變態方式努力,來獲得成功的演講。

這些「價值」,創造出來的就是像柯文哲這樣,對於辛勤工作,有著變態定義的人。而你也不得不說,我們的社會,是認同這樣的價值的。所以很多人會不斷強調柯文哲多努力工作,說到他「嗡嗡嗡」的故事,用的都會是欽佩的眼光去看待。

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們的勞工,對於工作努力的定義,本來就是扭曲的。譬如說,正常人可能一天工作8小時,就已經算很多了,但是臺灣人會覺得一天工作10小時,才是努力的展現。而他們自己在這個社會被要求的工時,常常高達12小時以上,所以勞工會大罵自己被壓榨。

但是當他們回過頭來看那些活在另一個世界的公務員,從本來8小時的工時,變成9小時,就受不了,再想到公務體系悲劇般的工作效率,當然會覺得,公務人員真是廢爆了,這麼廢,到底是在叫屁。這是因為他們對於工作努力的標準,已經被扭曲了,而不是說,他們看到別人變辛苦了,可是還比不上自己,所以幸災樂禍。

當這種被形塑出來的價值觀,變成一種普遍的認知時,總有一天會回過頭來,咬那些自以為可以一直活在童話世界裡的人一口。

這就是現在發生的狀況。柯文哲這個在變態醫療體系裡面,對於正常工作時數已經建立起不正常認知的人,來到了一個他覺得遠比臺大醫院還輕鬆的地方,當然就會搞得大家雞飛狗跳。當年大家爭取勞工權益時你不出來說話,整天講沒有不景氣,只有不爭氣」,等到畸形的工作生態,已經被內化成大多數人的一部份,那麼當回力鏢回過頭來射到你時,自然就不會有人站出來幫你說話了。

2014年,其實就是一個,過往媒體和既得利益份子,刻意塑造的價值觀,不斷回頭反噬的一年。

柯文哲聯考勝利份子的形象、憑著超人努力當上醫生,躍升成為中產階級的形象、辛勤工作,道德操守絕佳的形象,還有他的勤儉與強大,比對起連勝文無能、靠關係、富家子弟、揮金如土的形象,哪個比較符合臺灣人傳統上認同的形象,應該非常清楚。

選戰過程中,許多人多次攻擊連勝文Columbia University的J.D.不是博士、能去唸Ivy League是靠老爸、他聯考只上輔大,還有他在Columbia時沒在唸書、跑去Playboy的party玩、唸回來還會寫出"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這種英文等等,先不論真假,這些會被當作話題來打,其實多少也反映出聯考、學歷和努力,在臺灣很多人的心目中,佔有多重要的地位。

因而,當聯考勝利者柯文哲取得發話的權力,大家會願意給他一個機會。加上選賢與能的價值觀,又在柯文哲身上套得非常好,卻在連勝文身上掛不牢,自然就會讓柯文哲取得極大的優勢。所以,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這次是中國科舉文化,還有國民黨自己形塑的賢能廉潔才能執政的價值觀,無情反噬,殺爆了國民黨。

會用這個角度去討論柯文哲的勝選,還有公務員被罵爆的現象,主要還是想要強調,對於社會上很多的不公不義,即使看起來暫時事不關己,我們也一定要認真看待,並站出來發聲,讓大家知道這是錯的,不然等到這些事情變成社會的主流價值,這些扭曲的價值觀,早晚會回過頭來,咬你一口。那個時候,就沒人會出來替你發聲了。

而為了自己的利益,操弄著這些價值觀的執政者和既得利益者,也不要以為這種短期利益,不會回過頭來傷到你。特別是當你不斷得到短期利益,為所欲為到以為自己可以違背自己建立的價值觀時,其他人的怒火,早晚會把你給吞沒的。

2014年12月17日 星期三

It's time to change how we view mistakes and failure

很久以前網路上有一篇文章叫做「臺灣人最深切的劣根性之一」,文章裡頭作者透過自己的親身經歷,說明臺灣人思想上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就是我們面對錯誤的態度。

文章中直指,臺灣人太過執著於不能犯錯,不明白什麼叫瑕不掩瑜。我們太過專注在錯誤本身,反而容易因為小錯誤,而失去大視野,讓本來應該很棒的計畫,因為犯了可能根本無關痛癢的錯誤,而變得窒礙難行,犯錯的人,也因此失去繼續推動計畫的機會或動能。

直到現在,我還是非常認同這篇文章說的內容。但是我現在比較傾向用另外一種角度去看待這件事情的成因。

我現在覺得,臺灣人之所以會如此執著於錯誤,是因為我們看事情是靜態的,不是動態的。我們在看事情的時候,是把事情當成一個點,而不是一條一直往前進的線。所以當我們遇到錯誤的時候,我們會把錯誤造成的失敗,當成一個結果,而不是一個邁向成功的過程。

用一個比較簡化的例子來說,今天我們想從A走到B。要從A走到B,是因為B是一個比A更好的地方。

而要從A走到B,我們可以透過很多種不同的路徑。假設我們現在選擇要走一條叫做X的路徑,走到一半,我們犯了一個錯誤,因而導致我們停滯不前。

這個時候,臺灣人會開始專注在這個犯錯的點上,不斷批評,糾結於此。但卻忘了,當我們跳出來看,我們已經走到了半途,已經往B靠近了。現在這個位置,還是比待在A要好很多。


如果能夠這樣跳出來看,我們才能夠做真正有建設性的批評,並讓我們解決錯誤,因此更靠近B。





(當我們只專注於失敗本身,往往會無法對整體局勢一虧全豹。但當我們跳出來看,稍微zoom out一點,把整件事情看作一個過程,往往就會發現,我們離目的地,已經只剩下一半的距離了。)


是以,與其糾結在錯誤本身,並指責犯錯的人,在大多數時候,先讓大家認知到錯誤發生了,然後直接跳出來,進入解決錯誤這個部分,才會是更有效率的方法。

這樣的態度之所以比較好,很重要的一個理由,是因為錯誤是無法避免的。

在這裡,為了討論方便,我先把錯誤簡單的分成四種。

第一種,是可以事先知道,但仍會在執行時發生的錯誤。這種錯誤,我常用拿杯子喝水這件事情當例子。拿杯子喝水這麼簡單的事情,我們每天都在做。但在幾千、幾萬次,機械性地重複這個過程時,我們還是會偶爾遇到摔破杯子、喝水嗆到這樣的事情。我們知道我們不應該打破杯子,應該要小心一點、喝慢一點,不要嗆到,但它還是會發生。像這種錯誤,只要不是週期性的發生,基本上根本不值得我們花時間在上面,因為它發生的原因,純粹只是人不是完美的,所以會犯錯這麼簡單。

像我們在實驗室,即使是第一流的老手,也是會發生不小心把電源線正負極接反的狀況,讓本來應該往下方跑的samples,變成往上跑。遇到這種事情的時候,除了一笑置之,大家彼此當成茶餘飯後互相取笑的話題,根本就沒有任何檢討的必要,只要你確定知道自己哪裡做錯了,重做一次,就結了。

當然不是每個這種錯誤都如此無關緊要,譬如可能這個sample非常珍貴,來自某個特別的病人,那這時候因為這種錯誤而失去sample,任誰都會很不開心。但除了要求下次更小心,其實我們並沒有辦法真正完全防止這種事情發生。

所以,除非我們知道能夠如何以更系統性的方式降低這類事情發生的機率,不然強調這種錯誤我們承擔不起,下次一定要更小心,之後就move on,才是最有效率的辦法。也因此,在面對這種類型的錯誤時,討論解決的方法,遠比糾結在錯誤本身上,更有意義。

而在這裡,我們必需要記住的是利用X路徑,從A走到B這個概念,並不會因為這類型的錯誤,而受到影響。這個概念仍舊可以是正確的,現在走不到,只是因為我們沒有正確的執行。

第二種錯誤類型是屬於執行前無法預測,但在執行時會遇到的。譬如我們走在X路徑上,忽然發現路上有條急流,卻沒人有擺渡的工具。我們可以選擇每個人濕淋淋的過去,也可以回頭,準備好渡河的小船,然後再走一次。

不管是哪種選擇,我們都可以從這次的經驗中得到教訓,所以下次就會知道,要走X路徑,就要帶小船去。因此,在面對這類型的錯誤時,我們需要的,是找到可以克服這類錯誤的方法,然後觀察下次遇到類似狀況時,這組執行者會不會學習、進步,learn from previous experience,不再陷入同樣的泥沼。

第三種錯誤,是我們走在X路徑上一陣子之後,發現X路徑可能到不了目的地B。我們可能可以靠著走X而靠近B,到達一個離B很近的地方,但卻到不了B。這個時候我們可能就要稍稍修正,讓X路徑變成X’,然後再看看能不能因而順利到達B。

解決第二種和第三種錯誤的過程,我喜歡把它稱作「最佳化」(optimisation),也就是我們還是會盡可能的待在X路徑上,但是要想辦法把讓我們走得更順,更靠近目標。而執行最佳化的一個重要先決條件,就是要跳出來看,把從A走到B,當做一個動態的過程,看看我們是否還在朝著正確的目標前進。如果過程可以靠最佳化解決,或著距離目標只是稍微偏離,只要調整就可以更靠近,那最佳化通常就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當然,通往B的道路,可能不是只有X一條,也許Y也可以到達B。但考量到選擇了X路徑之後,我們一路走來花的時間成本,經歷過的最佳化過程,都會讓捨棄X,改走Y變成一件成本很高的事情。而且別忘了,走Y一定也會遇到很多預期之外的困難,會有需要最佳化的必要。因此,捨棄了走到一半的X,改走Y,通常都不是比較好的選擇。

最後一種錯誤,是最嚴重,也必須要極力避免的。

那就是我們發現B其實並沒有比A好。這種事情大部分可以透過事前仔細分析知道,但還是會有判斷錯誤的時候。真的判斷錯誤了,也沒有辦法,只能趕快修正,立刻終止這個由A走到B的計劃。因為這世界上有太多事情,在做以前,你是不會知道結果的。Terry Goodkind的【真理之劍】中,有所謂三條巫師守則,其中的第二條說:「最大的善意有可能帶來最大的惡果」。完美的理論,也可能在執行後發現會帶來難以預期的問題,像教改,可能就是一個這樣的例子。

為了避免這樣的悲劇發生,我們在臨床上有個「早點失敗」(fail earlier)的理論。因為新藥的成功率很低,開發時間長,又要耗費天價的資金,所以提高成功率很重要。可是提高成功率往往是一件超出我們能力之外的事情,因此我們發展出了這個「早點失敗」的概念。這個概念是說,如果一個藥會失敗,我們希望他能再早一點的階段,當我們還沒投資一大堆時間和鈔票之前,就讓他失敗。

基於這個理論,我們發展出很多技術,讓我們可以收集夠多資訊,在比較早的時期,知道哪個藥失敗的可能性比較大。

但這個「早點失敗」的理論,一定得建構在你先下去做,這樣的前提底下,才可能達成。因為這套系統,其實是一套用更好的方式,解讀執行過程中得到的數據,收集更多資訊的feedback system。我們必須藉由執行的結果,來讓我們有辦法獲得某個藥是不是有比較高的機會失敗,這樣的訊息。

這個道理也適用在前面提的錯誤上。如果B最終是一個比較不好的目的地,我們希望我們可以更早知道,這時候我們要改正,需要付出的代價就會比較小。而第二和三類型的錯誤,透過「早點失敗」的概念,也可以讓我們少花些資源在做最佳化上。

而「早點失敗」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在一開始就讓你的計畫透明公開,盡量引發多些討論。並在執行的過程中,繼續保持透明和討論的空間,這樣就有更多人可以從不同角度觀察你的計畫和執行。如果是在政治領域,通常做這些觀察的,就是我們這樣的選民。如果執政者公開,並給了我們參與的機會,我們就要把握這樣的機會,幫忙最佳化、幫忙讓不可行的計畫提早失敗。

但最重要的,還是要記得,這是一個一直在進行的動態過程,中間遇到的錯誤或失敗,是過程的一部分,而不是終點。人和團隊的能力也不是一個定值,他們會學習、成長。一個犯下錯誤或遇到失敗的團隊,並不是就此結束了他們的任務,我們也不該只是無濟於事的批評他們的錯誤,而是要更進一步的觀察他們能否學習、進步。

用這種動態的角度,把失敗和錯誤當成邁向成功的過程,把犯下錯誤和執行失敗的人與團隊看成正在朝著最終目標前進的一個或一群人,我們才能讓自己適時跳出來,看看這支團隊是否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他們是否有能力自我修正,變得更能應付問題。這樣,才是面對錯誤比較有生產力的態度。

之所以會想起這篇文章,主要是因為看到柯文哲最近勞工局長iVoting事件,鬧得沸沸揚揚。柯文哲自己也在事後列出了檢討計劃,但是卻還是被批評得很慘。

說實在話,其中有不少批評都還滿有道理的,但也許是柯文哲自己話說太滿,大家又對他的期望太高,所以出現不少對柯文哲失望的現象,也有一點太專注在批評這次的iVoting上了。

如果我們換個角度看,比較柯文哲從選戰開始到今日之間的不同,我想大部份人都會得到他學得很快這個結論,許多過往被批評的部分,他都有十足的改善。固然對手自己的廢,也是墊高柯文哲,並讓他當選的主因,但柯文哲本身的進步,仍然不可抹滅。

而在iVoting事件發生後,柯文哲也自己提出了檢討。也許其中有些部分,是可以事先避免的,但在現在的時空背景下,糾結於錯誤,並無濟於讓事情變好。如果把這當作一個邁向打造更加開放、更能讓全民參與的政府的過程,那其實柯文哲可以說已經踏出了俱有里程碑的一步。也就是說,如果跳出來看,柯文哲已經是在從A走到B的路上。

當然,這一次的iVoting執行過程並不完美,也犯了很多錯誤,有許多值得批評的地方。但我們並不應該依此而對柯文哲及其團隊的能力下評價。因為這只是一次的執行,他們還有時間,也還有機會讓下一次的執行變得更好。當我們在評價人的能力時,同樣不應該以靜態的方式評論,忽略掉人會學習的這個事實,對於曾經展現過良好學習能力的人或團隊,更是如此。

或許我們應該這麼說,我們評價一個人或著團隊,有沒有能力(capable or not)的標準,可能應該徹頭徹尾的改變,由評斷單一次的結果,改為觀察其進步的速度。

以我自己為例,我在唸博士班,有一個很有優勢的地方,是我很會做presentation。因為這樣,所以我在很早期,就能拿到很多到處去present的機會,老闆也很願意放這樣的機會給我。老闆曾說,在所有博士班需要具備的技能裡面,他最不擔心我的,就是presentation skills。

話雖如此,但我並不是每一次的presentation,都會在第一次就做得很好。

我在做presentation要用的投影片時,通常都是按照腦子裡的故事,把投影片按照順序做出來。但做完之後,一定要自己練習講一遍,不然第一次講常常都會卡卡的。另外也會有發生自己練習講了之後,才發現邏輯不順,或著連貫性不足的時候,因此需要回去修改投影片的順序和內容。

除了這些自己可以抓出來改進的地方,還有一些是需要靠別人幫忙給意見的。畢竟聽眾的角度,和講者不同,所以有時候身為講者,會很難設身處地,事先想到聽眾可能會遇到的問題。這有太多無法掌握的情況:描述方式讓人誤會、觀眾屬性不同,導致需要強調的部分不同、data呈現和標記的方式等等,這些在不同的研討會中,往往會有不相同地方會需要微調。所以還是有很多時候,我的第一份slides,和第一版的presentation方式,會有很大的改進空間,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需要rehearsal。

但是通常你只要讓我re過一次,接下來要再挑到我毛病就很難了。

所以與其說我很會做presentation,是反映在我presentation做得很好這個結果上,倒不如說是反映在我在怎麼把presentation做好這件事情上學得很快。這也是有時候我們會說,比起一個人的track record展現出的事實,我們更重視track record反映出來的學習能力。

一般來說,人到了像柯文哲那樣的年紀,通常就已經不太有辦法快速學習了。但柯文哲和他的團隊,在先前展現出來的並非如此。在沒有政治上的track record可以參考的情況下,他們能不能夠學,以及能進度得多快,可能才是我們要關注的焦點。而把他們的每一次嘗試,看成一個邁向目標的過程,將有助於我們判定他們是否還在以可以接受的速度進步。

這一點在政治上別有意義。因為通常在政治上的改變,都會受到既得利益者和守舊勢力的強烈反抗。而既得利益者和守舊勢力如果掌控媒體或其他訊息傳播的管道,就很容易透過放大錯誤,讓大家覺得改變者做的事情一文不值。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沒有辦法適時跳開來看,把錯誤和失敗當成過程的一部份,就很容易受到這些刻意放大的資訊影響。

身為一個政治上的改革者,遇到阻力是無可避免的。當遇到阻力時,改革者最好的辦法,就是回過來,尋求廣大群眾的支持。但如果群眾分不清楚改革者是不是正在將我們的公眾事務,帶往一個更好的方向,而只專注在改革者犯下的錯誤和遭遇的失敗,就很容易見木不見林的背棄改革者,讓改革者孤立無援,也使得改變無法成真。

因此,我會希望當大家在用力監督號稱要帶來改變的柯文哲石,也不要忘記隨時跳出來看,看看他的大方向是否仍舊正確,他做錯的事情,對比他做對的,相比之下是否仍舊是瑕不掩瑜。當他停止進步,或著當他的改革方向出現動搖,甚至要帶領臺北市和臺灣政治,走往一個更不好的方向時,那才是我們應該要背棄他的時候。
不然,我們就應該把握現在擁有的、更為直接且全面的政治參與機會,一邊監督他,一邊幫他把整個過程最佳化。只要柯文哲還是一個願意傾聽和修正的人,一次進步一點點,我們就有機會真正落實期望中的改變。

2014年12月7日 星期日

我們一人一刀,就砍死了大怪獸。

最近臺灣剛結束一場地區性的大選,選完之後驚人的政治版圖變化,引起了眾多討論。許多人認為,這次的選舉,是一次對馬英九總統,或著對國民黨的不信任投票。若根據外媒的看法,這則是反映出了臺灣人對於馬英九政府兩岸政策的不信任。而不論是從輿論上的反應,或民進黨大多數人的回應,也可以看得出來,這場政治版圖的改變,並不被視為是民進黨的勝利。

對我來說,這場選舉,不管從哪個角度看,都充滿了正面的消息。這可以從幾個角度來分析。

首先,我們從陳水扁政府執政末期,到2008年馬英九以秋風掃落葉之勢痛宰民進黨,把民進黨送到一個幾乎要滅亡的境地,知道了選民會毫不留情地背棄民進黨。這對於民進黨是一個極大的警訊,也是一個對民主政治來說極好的消息。因為這代表了選民們會對民進黨的行為做出反應,並能夠以體制內的方式,告訴這個政黨,他已經背離了民意。

可是同樣的事情,在29/11/2014這場選舉之前,從來不曾發生在國民黨上。考慮到國民黨過往掌握教育、媒體、政商,以及其與傳統儒家長幼尊卑的道德禮教價值觀站在一起的狀況,不免會讓人有些懷疑,牢牢握住黨國體系的國民黨,會不會永遠不會有被選民用選票懲罰的一天。儘管知道隨著從中國過來第一代移民的凋零、本土化意識的建立,以及資訊因為網路而不再能夠被掌握等因素,總有一天這一套愚民式的穩定統治方針會失效,但仍會擔心這天來得太晚。

不過這次的選舉完全掃開了這樣的疑慮,讓我們知道,臺灣選民是會用選票,讓國民黨嚐到和民進黨一樣的滋味。這對於臺灣的民主,有著無與倫比的意義,因為這代表選民已經清楚得向兩個政黨傳遞出清楚的訊息:「選民可以用選票送你上臺,也可以用選票讓你滅亡」。這個清楚的訊息,對於間接限縮政黨行為,讓他們不敢過於囂張,有非常大的效用。民進黨這次「勝選」之後,大致上可以解讀為誠惶誠恐的表現,就是一個很好的佐證。

第二個好消息,是公民力量的展現。而其中最讓我開心的,是桃園縣不可思議的選舉結果。很多人,甚至民進黨本身,都把這次桃園選舉的意外翻盤,解讀成是柯文哲效應的溢出作用。也有人認為,這是很多不爽的學生,或著在臺北和新北工作,但住在桃園的青壯年人口,用所謂的「賭懶票」,狠狠地教訓了國民黨,讓吳志揚成為可憐的代罪羔羊,被怒火中燒的選民一人一刀,就這麼給砍死了。

我個人認為,這兩個因素應該是相輔相成,綜合起來造就了吳志揚在桃園這個國民黨的大票倉,摔了一大跤。

但不論原因為何,我覺得最重要的,是這次桃園的選舉結果,告訴我們,從洪仲丘事件萌芽,太陽花學運茁壯的公民參與意識,在這次的選舉,結果了。從此以後我們會知道,強度足夠的公民參與,是有機會在「體制內」造成改變的。

過往,即使知道公眾參與很重要,但總是會擔心,臺灣現在許多不正常的公民參與機制與狀況,是否會讓我們難以在體制內造成足夠的影響,只能在體制外去爭取眾人的權益,並帶來政治上的改變。

但體制外的運動,能夠參與的人終究有限,能夠長期參與的,更是少數。加上激烈抗爭帶來的衝突,畢竟仍是大家不樂見的。是以證明能夠回到體制內,用體制內的方式給予悖離民意的政黨重重一擊,對我來說有極為重大的意義。另一個很好的例子是蔡正元的罷免案,在這個案子,和桃園的選舉結果裡,我們真的可以說,是大家用自己身上小小的賭懶刀,一人一刀,就把黨國大怪獸給砍死了。

最後,還是要講講柯文哲。

說實在的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柯文哲會不會是個好市長,但我很確定當初如果我在臺北市有投票權,我會投給他。但更精確地說,我投的,並不是柯文哲,而是一個能夠學習的人,以及他可能帶來的改變機會。

一直以來我都覺得,臺灣人是極度缺乏好榜樣的一群人。我們在媒體上看到的成功商人,一堆都是政商關係良好,靠獨佔或特許事業起來的假貨、我們看到的政治人物,是一群把違反法律當正常的爛貨(想想那沒人會相信的選舉經費就好)、我們看到的偶像明星,是一群為了中國市場,不敢對正義和民主表態的膽小鬼。

而我們的媒體,總是把這些人報導為成功人士,或著照三餐播放他們莫名其妙的言論。有時候真的會很擔心,臺灣人會因為這樣,把錯誤的事情,當成正常,然後為了成功,就跟著照做了。

這有時候也不能怪臺灣人,因為這就有點像剛接觸電腦的我,因為只知道IE,所以以為天下的瀏覽器都跟IE一樣爛,從沒想過Windows綁IE有什麼不合理的地方。直到用了Mac,回不去之後,才明白當初有多麼傻。

所以我們要做的,就是讓臺灣人看到一些正確的榜樣,譬如說在陳水扁執政下的臺北市,市民知道了原來公務體系不一定是沒效率和態度不佳的代名詞,那麼公務體系就回不去過往那種,好像是你要去求他幫你辦事的時代了。

而這次柯文哲在選舉過程當中,立下了不少相當重要的標竿,這些標竿,與其說是高道德標準,倒不如說是一次選舉行為的正常化。只花法律規定範圍內的競選經費、讓一切經費竟量公開透明,變得可以被檢驗,還有不再用過度擾民的方式選舉等等。我相信這些事情,也會因為這樣的榜樣,讓臺北的選舉文化有所改變,更希望能夠由此開始,慢慢讓臺灣的選舉,也像公務體系一樣,回不去了。

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意義是,柯文哲告訴我們,在臺灣正正當當做事,正正常常的做事,還是有機會成功的。這個就是我說值得投給柯文哲,去賭的那個改變的機會。

過往我一直覺得,我一定要好好努力,當個好人,然後正正當當的成功。希望由自己做起,如果有機會的話,也當個小小的榜樣,讓身邊的人知道,不靠那些小鼻子小眼睛的下流手段,不用服膺那些讓人痛恨的惡質文化,也能成為一個成功的人。

這一直是支持我努力向前的動力。沒想到居然被柯文哲先搶去實踐了。不過也讓我知道,原來這是真的可以被實踐的。正正當當的努力,正正當當的變強,正常的去做對的事情,是真的可以在臺灣成功的。


所以我會繼續堅持下去,也希望每個有志變得成功,也讓臺灣變得更好的人,都可以在努力向上爬的同時,多花一點力氣,堅持一定要正正當當的成功,讓自己也成為身邊人的好榜樣。

這也許就是消滅殘害台灣的政商關係和黨國體系,最好的辦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