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期的The Economist有幾篇special reports提到了由於solid print technology逐漸成熟，帶動了addictive manufacturing的發展，使得各種產品能夠更加客製化的被製作，也因此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帶來第三次的工業革命。
這種全新的3D printing技術，讓manufacturer可以一層一層的把materials給print成成品，讓複雜的design與highly tailored products能夠以較低的成本製造出來。傳統上，當我們要manufacture一個產品，我們得鑄模，然後才能利用生產線生產這樣產品。前一次的工業革命是由mass production帶來的，mass production意味著當manufacturer製造出一個模子，他們可以非常大量的生產該樣產品，並因此獲得競爭力。然而，由於模子是固定的，所以manufacturer無法完全按照客人的需求做調整，否則每一個客人都要先鑄一個模，然後再替他們生產少數幾個產品，會大幅增加成本，影響生產的效率。格主之前家裡要添購新椅，家母為了要買到符合心中期望的椅子，只好特別拜託工廠幫我們開模，然後替我們做六張客製化的椅子。結果每一張椅子的價錢都是別人的好幾倍，tailored product的cost之高由此可見。
然而，隨著3D printing technology的進步，加上software的威力，現在我們已經開始可以用3D printer來將designer為client量身打造的blueprint直接給print出來，大幅減低製造的成本。於是，高度customisation的工業年代，開始到來了。
關於這個solid print technology的其他優點，The Economist中有更詳細的介紹，甚至還提到了print human tissues的可能性，之前在TED紅極一時，由Wake Forest Institute for Regenerative Medicine的Anthony Atala教授帶來的【Printing a human kidney】演說，用的就是這樣的概念。如果各位想對這項技術能夠帶來的impact有更深入的了解，下面連結的幾篇文章肯定會對你有幫助：
Solid print這個技術本身確實相當有趣，不過最令格主興奮的，不是這個技術本身，而是他帶來的可能性。隨著社會進步，經濟發展蓬勃，人們的生活水平也愈來愈高。慢慢的，大量而規格統一的products再也不能滿足人們的需求。因此，要求customised的product，也逐步的成為一個聲音頗大的訴求。
這個訴求不只是在傳統工業的領域裡變成一個值得追尋的目標，在新藥開發與設計的研發過程中也是如此，而且customisation在new drug discovery的領域裡還有更深一層的意義。
首先，是pharmacologists逐漸開始認知到每個人對於同一個藥物的反應會有很大的不同。一個藥物進入人體，很可能會因為每個人先天genome的不同，metabolise該藥物的能力也不一樣，導致這個藥在該病人體內的ADME有相當不同的表現。對於很多藥物而言，如果我們能夠監控病人對這個藥物ADME能力的不同，將可以更客製化的替病人給藥，減低藥物的side effects，增加藥物的efficacy。
尤有甚者，customisation更從根本去改變了藥物研發的行為。Biomedicians在經過長時間與diseases奮戰之後，逐漸了解到一個疾病其實很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成因，而一個藥物，有時其實只對某一個非常小的族群有很好的效果，對其他人則效果有限。在這樣的情況下，讓那些對該藥沒有良好反應的人去吃這個藥，忍受藥物帶來的side effects，其實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但是以前我們在設計藥物以及做臨床實驗時，並沒有針對同一疾病的不同族群來分門別類，而是把同一個疾病的病人通通放在一起，看看這個藥物能不能對所有患有這個疾病的病人產生足夠的efficacy。舉例來說，假設今天某間藥廠要開發一個治療type II diabetes mellitus （後面簡稱DMII）的藥，他們的做法會是在做完所有該做的基礎研究後，不論成因的將願意來的DMII patients給recruit到clinical trial中，測試這個藥物的safety和efficacy。
然而，像DMII這麼複雜的disease，很可能並非由單一一個原因造成的。此外，亦很有可能在不同的population中，造成DMII的key factor並不相同。假設今天一共有A、B、C三種genetic factors的dysfunction會造成DMII，其中，有70%的DMII是由A factor所造成的，20%是B，10%是C。
現在我們再假設今天這個藥廠在研究的時候，是以B為target，而他在做clinical trail時是randomly recruit所有的DMII patients，那麼，在他recruit的population中，由A factor造成DMII的cases理論上也會最多。在這種情況下，這個藥很可能會無法通過clinical trial。但這並不代表該藥是沒有效果的，而是我們的clinical research design出了問題，如果我們改而只recruit由B的dysfunction造成DMII的patients來做clinical trial，很可能最後這個藥就會能夠上市。這些由B造成DMII的病人，性命當然和其他病人一樣珍貴，所以我們當然沒有理由放棄他們。
而現在，由於translational medicine（也有些人叫做experimental medicine，這是舊名稱了）的進步，我們開始可以非常有計劃性的在animal或cell model中找尋想要當做drug target的molecule，然後針對這個target做藥，並進行biomarker與surrogate end point的研究，然後找疾病是因為這個target出現問題而產生的病人做clinical trial。正如同前面所說的，一個disease往往有好多好多不同的targets可以treat，而這些targets在不同patients中，扮演的角色可能也略微不同，所以我們可以簡單的依哪個target是造成該病人得到這個disease的key factor來分類，將病人categorise成不同的subpopulations，盡量tailor他們的therapy，讓這些病人可以擁有最好的therapeutic index，這個，就是所謂的individual medicine，和前面提到利用3D printing來替客人customise他們想要的product意義非常相近。
除此之外，individual medicine可以讓clinical trial的size變小，recruit的target patients變得更specific，也有機會加速clinical trila的進行速度與成功率，並讓Big Pharma在比較早期的clinical research中就能夠判斷出哪些藥是不可能成功的（例如Phase I時的proof of mechanism和Phase II時的proof of concept studies），所以這樣的customisation，慢慢就被寄予厚望，希望能夠成為innovativ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新藥上市瓶頸的救星。
如果這個現象變得更為普及，很可能以後像statin這樣，一個class的藥治療某一特定疾病的所有病人的現象將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更specific、market更小但是更有效的各種individual medicines，由於他們的成本比較低，上市速度也比較快，所以可以彌補他們市場較小的缺點。可以預期的，new drug turn over的速度大概也會增加，對病人而言也是好事。另外一種可能性則是像Novartis那樣，先由非常specific的individual medicine下手，針對疾病的某個subpopulation進行clinical trial，先讓藥物上市，然後再做大型的clinical trial，看看能不能把藥物的使用範圍擴大到該疾病其他的subpopulations中。
這樣的customisation，在各種不同的indusrties中都已經是進行式了，如果能夠在這當中找到你可以貢獻自己的地方，也許你就會是另一個受惠於industrial revolution的Henry Ford也不一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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